李绂一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年（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以前致力于词章；此后一直到雍正五年被论罢官，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政治；在其后的岁月里，主要从事学术研究。

李绂的学术生涯，根据其所著文章中所记年月，大致是在入翰林院以后。从其著作可知，李绂涉猎范围比较广泛，诸如四书五经、历史、地理、政事及其他一些杂考等。《易经》方面有《乾乾解》《四象解》等；《诗经》方面有《郑志淫解》等；《书经》方面有《古文尚书考》《书大传考》《书古文尚书冤词后》等；《礼》方面有《二戴记考》《与方灵皋周官析义书》《郊祀考》《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答李先生问三礼书》等；《春秋》方面更多，有《祭仲名字考》《鲁桓公书葬考》《鲁闵公不书即位考》等，李绂在五经方面用力最勤者是《春秋》。如李绂在《书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序后》一文中，论及宋代王安石认为《春秋》一书为“断烂朝报”事，他说：“断烂朝报之说，尝闻之先达，谓见之临汝间书，盖病解经者，非诋经也。荆公尝自为《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精核，辨左氏为战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自来治经者未之能及。其荆公高弟弟子陆农师佃、龚深甫原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缺文。荆公笑谓缺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缺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对于《春秋》一书不列于学官，李绂论曰：“至谓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则更未然。宋初取士略因唐制，《宋史·选举志》论科目学校之法，谓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熙宁四年二月改法罢诸科，而分经义以取进士。今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则《仪礼》与三传、三史、开元礼皆罢，不独《春秋》也。”[30]由此可见，李绂于《春秋》是较有功底的，其不仅驳斥前人相沿之成说，同时也纠正了《宋史·王安石》所载之误。

根据史料可知，李绂一生著述甚多。计有《穆堂初稿》五十卷，《穆堂别稿》五十卷，《朱子晚年全论》八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此外，还有《春秋年谱》《朱子不惑录》《陆象山年谱》《阳明学录》《学蔀通辨辩》《李氏裘书》等，但这些书籍今多不可见。

从现有的资料可以考见李绂学术取向，是推崇陆王之学的。但是，他推重陆王，并非一味地毫无取舍地固守陆王成说，而是有取舍地吸收其合理部分并且发扬光大之。这使他成为有清一代陆王学名人，受到清代学者的推重。

在学术思想史上李绂推尊陆王，他说：“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堕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31]又说：“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数计，其道听途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旧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辩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32]其推崇陆王，只不过是推尊其躬行实践，对于陆王之“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命题则矢口不提，而是沿着躬行实践这条路子走下去。他还说：“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33]学习与躬行二者相较，他认为学习是基础，躬行实践是结果，只有实践即应用到实际中才达到了目的。于此，李绂又进一步讲到：“有行之而不著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不行而知是明道程子所谓望塔说相轮者也。”[34]还说：“圣贤为学之法者，盖皆因事而后有功夫也。论存养，则事至而此心不动，大程子所谓动亦定也。论省察，则事至而后有意念，《中庸》所谓慎其独也，至力行之必因事而后见。又无论矣，世岂有无事之功夫哉？”[35]在这里，李绂认为思想是环境的反映，只有实践了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空谈，不切实际。可以说，李绂的这一看法，较王阳明前进了一步，发挥和修正了王阳明的知行说。

李绂为了建立一个陆王学统，以便与程朱理学相抗衡，曾著有《陆子学谱》和《阳明学录》，只是《阳明学录》今不得见。《陆子学谱》是兼用《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二书之体例，把“言”与“行”合而为一。李绂认为：“慈湖杨氏简作《陆子行状》，谓先生授徒，即去今世所谓学规者，而诸生善心自生，容礼自庄，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观而化。盖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学者，或分言与行而二之，岂有当哉？虽然先生之教无方，而学者所从入，则不可以无其方也。先生之教，思虽无穷，而渊源所及，确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诬也。”[36]他认为“言教”不如“身教”，只有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去感悟他人，才能达到目的。而只是凭言语说教，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思想，自己却不以身作则，那是不可行的，如此，也是不可能达到效用的。所以，他反对朱子把“言”与“行”分开，这有失孔孟之教真义。由此，他为了弥补朱子二书的缺憾，在自己的著述中，把二者合而为一。

《陆子学谱》开宗明义介绍陆九渊的为学趋向，旗帜鲜明地打出陆九渊的思想体系，计有“辨志”“求放心”“讲明”“践履”“定宗仰”“辟异学”“读书”“为政”和“友教”等，强调其为学宗旨。接着叙述陆九渊祖孙几代的生平学行。随后，考察陆九渊的“弟子”“门人”“私淑”，从宋一直追续到明代。李绂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道统肇始于唐虞，其授受之际，谆谆于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学》，其用功在正心诚意。至孟子言心益详，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仁义礼智，皆就其发见之心言之，而莫切于求放心之说。明道程子谓圣人千言万语，止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上去，下学而上达。至陆子则专以求放心为用功之本，屡见于文集语录。”[37]于此，李绂把整个传统学术都归结为心学，从唐虞，经孔子、孟子，到程明道，以至于陆九渊，都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从唐虞到陆九渊，就形成了一个道的传承，这样，也就进一步说明了陆九渊就是孔孟之道的传人。在李绂看来，陆九渊学术一方面得于孟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家学。他说：“先生之学，固由心得，然家世授受，不可略也。自其高曾以来，世有令德。厥考宣教公，尤环伟，慈湖称其生有异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婚、丧、祭之礼行于家，不用异教。家道整肃，著闻于海内，其渊源固已奠矣。诸兄皆恂恂儒素，梭山、复斋并称海内大儒，至先生而集其成耳。”[38]

整体而论，本书在考察人物时，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介绍其生平事迹，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更是如此。卷五《家学》篇载陆九韶、陆九龄、陆濬三人，除了用大量笔墨叙述其生平事迹外，尚涉及学术取向和学术往来。于“淳熙四君子”，李绂也是先用相当篇幅述其生平事迹，随后再介绍其书问往来及为学取向。其后，占有相当篇幅的还有包恢、袁甫、吴澄、虞集、陈苑、李存、危素等。而其余诸位则只介绍生平事迹，很少涉及或不涉及学问。李绂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其一，李绂不厌其烦地阐述每个人的生平事迹，其目的也是在于突出陆九渊的为学宗旨——躬行实践。其二，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陆九渊亦是如此，其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也很多，尽管有些人在学术上无建树或建树不明显，但他们也都是陆学传人，把他们列在其中，至少能在数量上说明陆学的庞大，道统的不绝。诚然，李绂所论，不免有些牵强附会，即便是，抑或不是，并非是以弟子的数量多寡而论，况且二者也并非成正比。

在整个《陆子学谱》一书中，李绂对于朱陆之争，以及“早异晚同”说并不是十分重视。卷四《友教》中有陆九渊与朱熹的一封信，信中以大量的事实论证朱熹以“无形”释“无极”，似乎有些强词夺理，所以，陆九渊认为“无极”为多余，只言“太极”即可。同时，其还对朱熹把“阴阳”作为“形器”一说极力反对，认为朱熹是“道”“器”不分。在叙述陆九韶时，李绂说：“与闽朱熹相敬爱，见其注释《太极图说》，疑‘无极’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复辩论。”[39]其后，李绂就陆九韶与朱熹论辩的具体内容做了详细探析。在考察陆九龄时，详细地阐述了鹅湖之会。相比较而言，就以上所举内容和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则可谓少之又少。如上文所揭，《陆子学谱》的目的不在于此，其和《朱子晚年全论》一书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

明代中期，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提出早异晚同之论，来表明王门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出一源，无相缪戾。此书一出，即受到世人的批评。到了清初，宛平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认为王守仁是“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对《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进行指责。李绂认为：“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抄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欺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另一方面，明代王阳明著《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李绂认为其考订未详，不能为后人信服，所以才下决心来澄清这一问题。鉴于此，李绂著《朱子晚年全论》一书。他说：“余尝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字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论》。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其自悔之言亦不可以数计。”[40]因此，李绂的弟子王士俊才说：“然则吾师穆堂先生所订《朱子晚年全论》，固有所不得已焉耳。……俊曰：‘阳明之收集多疏，先生之考校独密；阳明之收集多漏，先生之荟萃独完。……删节繁艿，钩贯岁月，了若指掌，灿若列星，而朱子之论定，固有补乎姚江之书，而非袭其旧也。’”[41]

李绂编纂《朱子晚年全论》，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是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这一观点。他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早年两先生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陆子下世。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相见。始启争于无极、太极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所以，李绂“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共为一编。其时事出处，讲解经义与牵率应酬之作，概不采入。而晚年论学之书，则片纸不遗，即诋陆子者亦皆备载，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42]但是，李绂的目的是以朱就陆，为陆王学术争正统，所以，此书依然是以朱熹悔悟为说，把凡是朱熹“所称切实近理用功者，一概归之心学，故其所论，亦未能尽服朱子学者之心”[43]。诚然，李绂编辑是书的目的，就是以朱就陆，为陆王学术争正统。因此，此书一出就引起了时人的不满和反击。四库馆臣谓“其说甚辨”[44]。夏炘也曾说：“《晚年全论一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它意也。……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45]

李绂在学术上尽管属于陆王心学，注重义理之学，但是，他却没有被禁锢，而是继承了其优秀部分，抛弃了其中不好的成分。具体而言，即是抛弃了陆王心学所标榜的“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等玄谈，只是强调陆王的躬行实践，也就是经世致用之学。不唯如此，从以上所列可知，李绂还十分注重考证。其不仅仅在以上二书中大量运用考证的方法，而且在其他的著述中也有相当的考证性文章。如《穆堂别稿》一书就有《古文尚书考》《书大传考》《六宗考》等几十篇考证文字[46]。从其中的篇目可知，李绂的考证虽显得比较零散，但其涉及面较广。总体而言，其考证还是细致严密、很有见地的，所以，方苞曾经说：“其考辨之文，贯穿经史，而能解决前人之所疑。”[47]由此，也正体现了学术由清初的经世之学向乾嘉考据学发展的趋势。

（原载《东岳论丛》2003年第6期）

[1]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第七章，李穆堂。

[3]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一，《与陈彦瑜书》，乾隆庚申无怒轩刻本。

[4]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5]李绂：《穆堂初稿》卷十三，《奉使典浙江乡试俶装二首》。

[6]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李绂传》。

[7]李绂：《穆堂别稿》卷二十一，《广西二兵记上·练兵记文告附》，道光辛卯奉国堂藏版。

[8]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修镇南大关记》。

[9]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10]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修复宣成书院记》。

[11]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八，《请发宣成书院山长疏》。

[12]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五，《送侍读学士张公督学京畿序》。

[13]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八，《请发宣成书院山长疏》。

[14]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七，《学正盛君传》。

[15]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五，《送侍读学士张公督学京畿序》。

[16]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六，《亡兄李巨方墓志铭》。

[17]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四，《云南驿程记上》。

[18]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七，《内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www.daowen.com)

[19]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2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李绂传》，清代传记丛刊本。

[21]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2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第七章，李穆堂。

[23]王炳燮：《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李绂》，清代传记丛刊本。

[24]王炳燮：《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李绂》。

[25]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26]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27]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28]王炳燮：《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李绂》。

[29]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30]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九，《书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序〉后》。

[31]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六，《文学刘先生墓志铭》。

[32]李绂：《穆堂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

[33]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四，《中庸明道论》。

[34]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八，《高安县学生吴君墓表》。

[35]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

[36]李绂：《陆子学谱》卷首，序。

[37]李绂：《陆子学谱》卷一，《求放心》。

[38]李绂：《陆子学谱》卷五，《家学》。

[39]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40]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承泽考正〈朱子晚年全论〉后》。

[41]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卷首，校刻《朱子晚年全论》序，中华书局2000年。

[42]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卷首，校刻《朱子晚年全论》序。

[43]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卷首，序言，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4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八，《子部》，《陆子学谱》条，

[45]夏炘：《述朱质疑》卷十，《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新文丰丛书集成三编本。

[46]李绂：《穆堂别稿》卷九，《说考解》。

[47]方苞撰，刘季高标点：《方苞集》卷四，《〈李穆堂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