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绂所处的时代可谓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清政府统治逐渐趋于稳固并达到鼎盛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由清初博大恢宏、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乾嘉学术思潮。

李绂年轻时勤奋好学，聪慧过人，自称“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3]，年仅十二岁时，与里中诸先生为诗社，诗社中皆为成年人，最小的都已三十六岁，聚集山中，皆以“山”为号，李绂则被称为“小山”。在《李氏裘书自序》中李绂谈到自己少年时曾以《山堂肆考》《潜确类书》为底本，摘录成《李氏裘书》共计一千页，类似一小型百科全书。李绂二十四岁为秀才，到三十四岁时，四次乡试不售，其间无论是游学还是授徒，都是专意于词章，作有《楚游杂诗》《吴征草》等大量诗篇。

李绂一生任官内外，曾担任民政、漕运、典试、志书馆等职。康熙四十八年（1709），李绂中进士，此时他已经三十五岁。此后，他“进入词馆，授编修，即受圣祖不次之擢，超五阶为庶子，自来词馆所未有也”[4]。后又再次被“迁而至阁学，摄吏部侍郎兼副都”。他自己也感到志得意满，曾说“三年频奉使，五载四持衡”[5]之类的话。但是，“以辛丑（1721）校士之役，被论罢官”，他被发往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即位，被召回，恢复他原来的官职。李绂在雍正朝被重用，一方面有其能力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亦涉及雍正继位问题。在雍正即位时，李绂肯定为其出了力，允禟之死，就与李绂有直接关系。雍正在为皇子时，就曾经与李绂往来，且关系不一般。雍正元年（1723）六月趱催漕运，七月授兵部侍郎。二年，巡抚广西。三年升直隶总督。四年十二月内转工部侍郎。但到了第五年，则受到一些大臣攻击，结果，李绂被罢职，交刑部治罪，议罪二十一款，定斩决，妻子财产入官。后雍正特旨“李绂学问尚好，著免死，在八旗志馆效力行走，免妻子财产入官”[6]。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特授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旋补户部左侍郎，八旗志书馆副总裁，又兼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因保举新进士而被降两级调用，六月仍在副总裁上行走，十月补授詹事府詹事，十二月充三礼馆副总裁。五年，仍在八旗志书馆、三礼馆。六年，充明史纲目副总裁、光禄寺卿和典试江南。七年因病原品休致。十五年去世。

李绂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雍正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注重边疆建设。李绂关心边疆，主要是在雍正二年（1724）任职广西巡抚时。是年四月初五日奉命出抚广西，六月到任。李绂到任后，“咨访地方利害，孰为政治所宜亟者？司道大员咸以土、苗、徭、壮仇杀劫夺最为难治，积案繁多，莫能究结。施以恩则冥顽无知，治以法则哨凶拒捕，实有无可如何者”。前任遗留下来的众多少数民族“仇杀劫夺”案件，成为治理当地的一大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李绂认为“国家大化翔洽，光天之下咸为帝臣，岂有不可治之民哉。治徭壮土司之法，诚不过威惠二者。乃谓惠不知感，威不知畏，无是理也。盖惠未尽惠之道，威未尽威之道耳”。前任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不能解决，因而，他指出：“治徭壮土司者，惠不必给牌赏布帛也，惟院司道不求货于府厅州县，府厅不求货于土官，州县不求货于徭壮，即大惠，即真惠矣。威不待发，兵役而后见也，平时训饬营行，士皆精炼，战可胜攻可取，乃大威，乃真威矣。”[7]鉴于此，李绂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颁发诸多文告，晓谕当地官民，并对一些敢于犯法的“顽民”进行围剿。刚到达广西时，就大力支持梧州知府建立义仓，以备荒年，解决当地百姓的燃眉之急。支持修葺镇南大关，他说：“广西越在南服，重山密箐，徭壮丛杂，所以险阻。而镇南一关，南临交趾，号为要地，马新息铜柱在焉。其地独平旷，无高山深林为之阻固，所恃者关而已。……是关久不修，渐就倾圮。贡使岁款关，往来是路。虽设险非圣世所急，然非所以肃观瞻而重边防也。且恐内地细民，间潜出外境，扶我藩服，亦非我国家所以怀远人之心。”[8]当时广西、广东交界处，聚集大量流民私自开矿，如此，“目下即幸无虞，将来或恐滋事”[9]，会严重影响清政府的统治，因此，李绂上书雍正帝，请求禁止私自开采矿藏，他的上书得到皇帝的嘉奖。为了加强地方武备，李绂制定了较为详细、又十分适应当地情况的练兵之法。在其处理的诸多边政中，较有成效的是改土归流。雍正三年（1725），李绂曾连续上书，建议皇帝对西南地区一些地方州县进行界定，这样，一方面明确了地方官的职责，加强了地方官对边疆的管理。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百姓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事宜，他都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尽心尽责。也正因为如此，李绂在广西为西南地区的边疆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受到雍正帝的好评，而被委以重任，担任直隶总督之职。

第二，注重教育。李绂认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非学则无以化民而成俗。而教之不合于古，则犹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之为制，立先圣先师，释奠释菜之宫，而列黉舍以居学者。黉与横通，亦曰横舍，盖学宫南向，横舍则东西向，使诸生聚处，以讲道而问业之所也。相观而善，则教之所由兴；独学而无友，则教之所由废。《学记》之法，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曰群、曰师、曰友，则教学之法，不可不聚处也明矣！后世仿古法立学，国学而外，郡县莫不咸建学。然未尝聚弟子员于学宫，其名列于学册而已，散而无纪，疏而不亲，课无与为程，业无与为考。后世学宫之士，德业之不古，若视此之由也。封疆大吏有加意于化民成俗者，就昔贤讲学之所立之书院。拔诸学之秀者，聚处其中。延经明行修之儒，为之山长，日省而月试之。其事若狭隘，而书院之士以聚处讲贯，而学业易成，学成而散之各州县，皆足为后学之师，则其教也广，而民可化、俗可成矣。故书院非古，而教法之合于古，莫书院若也。”[10]于此，且不论李绂之学古正确与否，我们从本段话中可以得知，李绂十分向往古代的书院教育，认为古代的书院教育尽善尽美。所以，他希望广立书院，选拔优秀的士子，延聘硕儒为山长，采用古代书院之教法，诚如是，则民可化而俗可成也。

李绂在赴广西巡抚任于陛辞之时，请求修建书院，以广教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以治其既犯，学以化于未然”，所以他希望“诚择各州县中生童，有聪明而知自爱者，入于省城书院。使经明行修之儒，朝夕化诲，讲明道义，以变其贪戾之心，课习词章，以训其顽梗之气。庶几道德一而风俗同，以益成圣人之盛治”[11]。李绂还认为，“天下之治在风化，风化转移在学臣”[12]，“风俗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师资为重”[13]。一个国家治理程度的高低，就在于风化程度的高低。而风化程度的高低，是以教化为先的，教化是以师资为前提的，所以，作为教化的执行者——师资是重中之重。

李绂说：“今国家郅隆，天下称乂，独风俗未尽淳，人材惰窳，则教士之官失也。古学官务择悖师老德。今吏部选人，以资叙而已。……竹垞（即朱彝尊——引者注）有言，后世学日以弛，为之师者，不尽择君子儒，使之不尽其诚，教之不尽其才，士亦隐其学而疾其师。”[14]今国家风俗未淳，人才懒惰，都是由于学官的不称职造成的。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吏部的选人不当造成的。“今吏部之籍，由他途以进者，数倍于科目。庠序之权既轻，郡县学官尤杂，不足以餍士子之意。学使之贤者，亦止洁清自好为救过也，而无见于古人兴贤造士之法。盖《大学》所谓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所相与齗齗讲切者，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士习益惰窳。夫教之失其术，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庠序之人材不立，欲他途之无并进，亦不可得也。有国家者，岂不欲得贤材而用之。顾庠序之士，无以异于他途。其儇利捷给或反若不及，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固宜不甚爱惜。听他途之杂进，而不以为怪也”[15]。所以，国家在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学官时更要慎重。(www.daowen.com)

第三，清正廉洁奉公。李绂为官一生，可谓廉洁自守，其自称：“薄官近二十年，迂拙饥困，未尝的升米之禄逮亲旧。”[16]康熙五十六年（1717）典云南乡试时作《云南驿程记》，其中说：“所乘车马蠃瘠，俶装顾囊，不能名一钱，戚党无从称袋。”[17]甚至于在永定河效力时，“方卖书置炊”，以至于在李绂获罪后，“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钏视之，皆铜器也”[18]。当皇帝令他纂修八旗志书时，也是“敝车蠃马，即日赴局”[19]。所以当年羹尧与李维钧讦告李绂巧取公款盈余时，就连雍正帝也不相信，对李绂说：“伊等蓄意如此，尔若根基不牢，则已堕其术矣。”[20]李绂可谓廉洁矣！

另一方面，李绂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他在广西任内，尽职尽责，查出原督抚、司道、府厅分得羡银八十二万两多，李绂勒令他们限期分偿有差。上奏，受到皇帝的嘉奖，称他能够秉公执政。李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李绂公正办理，不肯从优。为此，得罪了当时势盛的权臣年羹尧，以至于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尤其是李绂在直隶总督任内，力言河东总督田文镜之负国殃民，“既面奏之，漏三下，犹未退，又连章纠之”。但最终由于世宗的回护，李绂遭受到处罚。其好友全祖望曾这样评价说：“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志，随声附和，是为不传之密，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21]可谓一语道出了李绂之为人处世之方，锋芒毕露，耿介直言。这是当时封建官场中所不多见的。

第四，爱惜人才。这也是李绂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爱才如不及，以识一贤、拔一士，为生平大欲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计”[22]。可以说李绂一生中几次被贬官和降职，无不与此有关。第一次贬官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李绂任会试副考官，“仿唐人通榜故事，一时名宿网罗殆尽。而毷氉不弟者，至袖瓦石相随，填公门，几满。以此夺职，公终不以为非”[23]。唐人通榜法即考生试卷不弥封，由考官选定录取。使用这种办法，自然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测，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正想找借口发难之人，便会利用时机制造是非。最终结果，李绂因此而夺职，被发往永定河工效力。尽管如此，李绂却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第二次是被降职。李绂于雍正三年（1725）九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次年三月到任。“路过河南，河南总督田文镜势方张，冒整饬吏治之名，一疏辄劾十余员，半皆科目。公乍见，揖未毕，即厉声曰：‘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践读书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语奏。而公于入觐时，亦首劾田之负国殃民。漏三下，犹侃侃未退。退又连章纠之”[24]。经过李绂的努力，世宗准备责备田文镜，但终因田氏的歪曲，以及恰恰遇到蔡珽事件，世宗疑李、蔡是“朋党”。此时，一些仇视李绂的大臣，也都趁机而起，列举种种形迹，指李、蔡是“死党”。尽管如此，李绂于十一月，又上奏曰：“各省候选训导之岁贡，前经田文镜奏请预行验看。臣思禀生必二三十年而后出贡，又三十余年而后选官，亦未必俱能得选。现在验看未老人员，至重选时已老，岂能悬断其可否供职？且教职领凭，必经巡抚考验，又何必预验于十年二十年之前？徒令穷老寒士奔走跋涉，废业失馆，请将此例停止。”[25]上以其识虑卑浅，严训饬之。十二月奉旨不宜总督之任，内转工部右侍郎。

第三次是被定为死罪。雍正五年（1727）二月李绂与甘汝来前往广西办理土司之事。三月赴云南会同云贵总督鄂尔泰等办理粤黔分界以及泗城改流等事。“会直隶总督宜兆熊等疏参原任大名府知府曾逢圣、原任清苑县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二人均绂所保荐，令明白回奏”[26]。八月，宜兆熊复参大城县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世宗谕曰：“李绂任直隶总督时，将李先枝题升天津州知州……今李先枝目无国法，公然私派科敛，苦累小民，实为科目中之匪类；而李绂乃敢在朕前特荐题补天津要缺，是李绂不但有心袒护，且必有暗受李先枝请托之处。著将李先枝革职拿问，其私派情由，该督等一并严审定拟，再将如何请托李绂之处，究出具奏。李绂受朕深恩，不思报效，敢于营私欺罔，甚属可恶！著革工部侍郎职。”[27]此时，李绂正在广西办理土司等事已毕，雍正帝令李绂来京。既归，下刑部听讯。十二月，议政大臣等会议李绂罪二十一款。于此，不管李绂如雍正帝所说是受李先枝请托，还是李绂有营私之意，也不管李先枝是否真的有才能，但最终李绂都是因为荐举人才而获罪。

最后一次是降职。“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公已荐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夹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广托九卿。有吴江诗人王藻者，尚无荐主。乃交门下孙副宪国玺荐之，孙有难色。公大怒，责其蔽贤。孙不得已，长跪谢，允荐乃已。次日，其事上闻，以浮躁失大臣体，镌二级，补詹事府詹事”[28]。可见，这次降职原因也是因为其“荐举过多”。所以，李绂好友全祖望说：“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则蒙关节之谤，察吏则遭钩党之诬，而词科之役，公方待罪书局，犹谆谆问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长，登之簿录。是以丙辰（即乾隆元年——引者注）复受荐举过多之罚。”[29]我们从古代历史上看，古代人才荐举，可以从正反两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确实出于公心，爱惜人才，为封建国家荐举大量治国安邦人才；另一方面是出于私心，为了自己的利益，拉帮结派，对封建政权的统治起反作用。我们从李绂的所作所为可知，李绂是属于前者。

总之，他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使得他能够关心下层和注意上层，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和为老百姓办实事，以致于得罪了皇帝和一些不法官僚，也使得自己的仕途三起三落。尽管如此，也没能改变李绂的志向，他一生铮铮铁骨，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