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一朝，战火未熄，清廷以军事征伐巩固统治，乃大局所在。于文化建设方面，诸如采取了“临雍释奠”，鼓励太学生笃守“圣人之道”[1]；诏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宣称：“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又举行经筵盛典，于弘德殿祭祀孔子等。但总体而言，于文化建设方面尚无暇过多顾及。也正是由于没有过多的时间来关注文化，所以，顺治一朝，陆王心学亦和程朱理学一样被统治者所认可。顺治二年（1645），“钦定王守仁、陈献章、薛瑄、胡居仁等配飨孔庙”[3]。顺治十四年，“郑锡元发起重修姚江义学活动，经史孝咸提议，义学正式题名为‘姚江书院’，参与其事的有邵之詹、赵不疑、邹汝功、邵鲁公、吕梅夫、陈蜀庵、钱伏吾、邵得愚、史季述、邵安元、俞吾之、史显臣等。郑锡元作《重修姚江书院告沈先生文》”[4]。由上可见，顺治一朝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以，也同其他各朝初建一样，于各种思想文化皆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因此，陆王心学亦同程朱理学一样，在清顺治之时亦能得以发展。

圣祖亲政后，统治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圣祖作为一个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杰出封建帝王，极为尊崇儒学，他以“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六年（1667）圣祖亲政，两年之后清除鳌拜，使其文化建设走上正轨。八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次年八月，恢复翰林院；十月，又提出以“文教是先”的十六条治国纲领；从十一月起，相继举行“日讲”和“经筵”大典。康熙十七年（1678）一月，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5]于是，诏举“博学鸿儒”，罗致天下名士，经过次年春天的考试，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院供职。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天，圣祖南巡返京途中，到孔子故里曲阜拜谒孔庙，于大成殿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亲书“万世师表”，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及孔子后裔孔尚任等讲论儒学。由此，也标志着康熙一朝文化政策的最终确立。

康熙帝这一政策的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从学习到体认、到最终形成的过程。清圣祖经过长期的学习体认，最终确立朱子学为官方哲学，但在学习程朱思想学术的同时，自然也接触到了陆王心学。他自己就曾说“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可见其于陆王学术亦有研究。如果说康熙帝对陆王学术没有研究的话，也不会出现像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和二十六日两次与主张王守仁心学的大臣崔蔚林进行问答，道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似”[6]之语。

还有最为典型的是翰林学士李光地，在诸大臣中对康熙帝的影响是较大的。作为一位从科场角逐中跻身仕途的士人，他是从学习“四书”开始的，但他在学习“性理之学”[7]的同时，又“看陆王之书及诸难书”[8]，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的著述，曾一度深深地吸引了他，为此用了整整五年的工夫[9]。后来，圣祖曾当众指斥他为“冒名道学”[10]，把他归入廷臣中的王学派。诚然，崔蔚林、李光地辈皆被康熙帝予以指责和批判，但这一事件至少说明：其一，在当时的朝臣中，不仅仅有程朱理学者，而且有陆王心学者。其二，陆王学者的存在，他们的学术不可能不影响到康熙帝，而对崔氏、李氏的指责和训斥，皆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倾向，而是他们的行为。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亦可考见清初统治者于陆王心学的态度。邵廷采于“康熙初，从毛奇龄游。主讲姚江书院十七年”[11]。康熙二年（1663），“施璜接替汪佑主持还古书院和紫阳书院讲会”[12]。康熙五年，“贵州水西建开元寺，寺中有王公祠，奉祀王阳明”[13]。康熙十二年，“贵州巡抚曹申吉捐资重新建筑阳明书院，落成后，置图书千余卷于其中”[14]。康熙二十二年，邵廷采等推荐史标主持姚江书院[15]。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材成“任江西南康知县，建阳明书院”[16]。康熙五十四年（1715），“绍兴知府俞卿重修王阳明墓”[17]。如果仅仅从上述史事来看，不可能看出康熙帝对于陆王心学采取禁锢的态度，反而给人一种陆王心学在清初仍然得到统治阶级认可的印象。(www.daowen.com)

清初出现过几次大的文字狱事件，细细分析，亦值得深思。例如毛重倬案，顺治五年（1648），大学士刚林举发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文字中沿用南明年号，这在当时是关于正统的严重问题，结果毛重倬被处以极刑。又如庄廷鑨《明史》案，庄氏一心想学左丘明编写一部传世的史学著作，花重金购买明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再加以整编修补，又遍访江浙一带名士“列名参阅”，以壮大声势，为之刊刻。但在叙述史实时仍沿用南明隆武、永历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涉及满族先祖旧事，因此，出版发行后，被人告发。康熙帝痛下杀手，庄廷鑨剖棺戮尸，家庭成员中十六岁以上男子皆斩，女子发配边疆，牵连者数百人。

清初文字狱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1644年，顺治帝取代明朝而王天下，具有浓厚传统的汉族百姓从骨子里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更是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反抗心理。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社会将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华夏”之族将被“夷狄”所统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而出现，并与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事件结合在一起，使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极大威胁。文字狱事件便是在这一情形之下作为一种镇压反满情绪的工具而产生。因此，可以看出，文字狱事件的出现主要是针对汉人的反满情绪，而并非上升到具体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总之，清初统治者于思想文化领域内，虽没有像对程朱理学那样对陆王心学进行表彰和鼓励，但对陆王心学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排挤和压制，而是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