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知识阶层不过是要维护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为适应此一地位，拟对整个思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作全面的调整。”^[1]

大略言之，这也是康有为所想做到的事。不过，他不仅做了这些。他有鉴于现行制度（包括现代西方的制度在内）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善，于是想建立一种未来的新秩序，令人人都生活在充分的和谐与快乐之中。因此，他除了界定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外，更界定一种理想的新世界。

康有为心目中的现代中国为一独立自主的国家，经由现代化而获致充分的财富与武力，以保障在国际中应有的地位，同时具有特殊文化风格的立国基础。因此，他的此一立场与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毫不保留地西化乃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不必要保留其原有的文化。修斯（E.R.Hughes）对康氏立场的评估大致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康氏不仅读过其他国家的历史，同时了解“中国不过是全世界的八十分之一”。而且他把此事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验。

他对所读到的事既不五体投地，也不觉得眼花缭乱。相反地，他的心智受到启发，可见之于他所写的文章中，遨游于中外历史之间。他并不压抑外国历史以扬中国，也不一味崇扬西方。

修斯接着指出，康氏对西方文明的两个方面——即民主与工业——特别重视。他热烈要求采行，但不要抛弃中国的文化遗产。^[2]

康氏不是一味只关心其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儒家学说以及外国历史的影响，使他成为一国际主义者，以至于大同主义者。他的“大同”乃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终极目标。现代文明的要素——民主与工业——继续发展，为导致完美社会的动力。现代世界与未来的新世界之间有其持续性。

这当然会导致剧烈的变化。古代与近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最终都无需要。所有国家的国界消失之后，个体国家便不再存在。在统一的民主的世界政府之下，所有的男女都是平等自由的公民。一切财富由所有的人来创造与享用。儿童由公共机关抚养与教育；孤老残疾者也由公家照顾。自古已有的家庭与私有制都会消失。人既不受错误制度的束缚，自也不需要宗教的慰藉，孔教、基督教和回教也都会消失。人道与理性既普遍接受，也无政治、社会、道德上的问题需要解决。生活将永是幸福的。

有人说康氏的理想国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3]

他在建构此一思想时，不过是把传统的儒家天下观作哲学的加工。换言之，康氏具有大汉文化帝国主义之嫌。但我们仔细检视他的思想，觉得并非如此。他很明显地认为不仅国家，就是民族文化也都会消逝。既然所有的人种都混合为一，自不会再有特殊的中国人的存在。既然大家都说同一语言，所谓母语与父母之邦都将消逝。中国的国粹儒教在近代中国要保存，但在新世界中亦无立足之地。事实上，康氏不是主张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纯粹的世界主义。^[4]

这并不是说康氏的乌托邦思想是完美的。例如，我们可以批评他所认为的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本身，可以使人类带来负面的后果——诸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影响到人类的生存。^[5]

进而言之，“科技精神的胜利”会松弛人们所具的宗教与道德价值。^[6]

西方的民主社会已遭遇到物质上、社会上以及道德上的各种问题，总之并没有走上和平与和谐的大一统之途。社会主义国家也遭遇到本身的问题，远非“工人的天堂”。他们说是愿意与民主社会共存，但实际行动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仍然分裂得厉害，没有合一的希望。

我们也可以批评康有为未注意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能作单纯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常常又变成其他问题的根源。他的乐观使他不能理解到世上无完美的制度，因为制作的人类原非完美。^[7]

既无法去除人类的缺点，终有缺点的制度，终有痛苦。^[8]

人们永远不断地会去设法消除缺失。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康有为有其意义，他忠实地设法免除人们的痛苦。留华多年的美国教育家兼外交家司徒雷登在1905年初曾说：(www.daowen.com)

在一个以理性、正义与国际友好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之下，中国会作绝大的贡献……保全中国的囯家自由与民族文化与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福祉，是不可分的。^[9]

司徒雷登说此话时，并无戊戌变法在胸，但他却无意间支援了康有为创造现代中国的努力。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傅朗克（Otto Franke）在20世纪初也说：

虽然儒家所教导的世界和谐与和平将是遥远的美梦；……但是我们不应丧失更高更好目标的信念。因为没有信念，我们的努力便无目标，这个世界的历史也无意义。^[10]

傅朗克说此话时，不可能见到《大同书》手稿。不过，假如他见到此一一元哲学，也许会赞美此一作者，独自努力为人类建一目标，为历史赋以意义。

【注释】

[1] Michael Gasster，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p.248.

[2] E.R.Hughes，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pp.114~115.

[3] 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p.223.

[4] 参阅Klaus Mehnert，“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Intelli gentsia in the New Countries”，pp.125~126.

[5] 参阅Athelstan Spilhaus，“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p.1273。

[6] 参阅Will Herberg，“What Keeps Modern Man from Religion？” pp.5~11。

[7] 摩尔曾说：“当人类完美时，所有的事情才有可能完美。”（Thomas More，Utopia.trans.Paul Turner，p.64）

[8] Günter Grass，Local Anaesthetic，pp.86，284.

[9] John Leighton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289.

[10] Otto Franke，“Was lehrt uns die 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der letzten fünfzig Jahre？” pp.70~71；英译见 Lonan Wang Grady，“Germany's Role in the Boxer Movement”，p.135。引文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