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的主要论点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既由科技的惊人发展而致强，中国必须要获得同样的发展以求生存和成长。

康氏当然知道西方工业化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新机械的普及和工厂生产的推广。他在《物质救国论》中有意味深长的一段，指出科学乃是近代物质文明的基础：

故今日者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藉物质之学。……故以其通贯言之，则数学及博物学也；以其实物言之，则机器工程学及土木工学也。……有此者为新世界，则日升强；无此者为旧世界，则日澌灭。^[408]

康氏说，19世纪的中国改革者未能达到目的，正因他们不了解科学乃物质文明的根本。他指出：

自光绪二十年以前中外大臣之奏牍、及一切档案之在总署者，吾皆遍览之，皆知讲军、兵、炮、舰而已，惜乎未及物质之学，一切工艺、化、电、汽机之事也。^[409]

尽管康氏对科学的概念必然模糊，他认识到“科学”为工业化根本，无乃全书中最重要的论点。此一认识为此一时期思想的转折点。使康氏超越19世纪末自强运动的领导者，而使他成为20世纪主张“科学主义”者的先驱。^[410]

康氏在强调科技之余，减低了“道德”与“哲学”的重要性。在撰写此书前一年，他正在荷兰访问，看到彼得大帝学习近代工技之地，曾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如下几句：

欧人所由强，物质擅作器。

百年新发明，奇伟不可比。

遂令全地球，皆为欧人制。

他继谓19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因为错误地自傲于本国的传统道德，雅不愿“降志”向欧洲学习。^[411]

在《物质救国论》中，他的同一心情有更坦白地表示：

夫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大地者，非其哲学之为之也，又非其民权、自由致之也，以物质之力为之也。……魏默深谓“师其长技以制之”……然则魏默深之论至今犹为至论也。^[412]

是以，康氏以“彼得学船工”为全书的第一节。他认为俄罗斯原“不文明”，政法均无足言。但彼得仅采西方物质文明，卒使其国现代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应可较俄国尤为富强，只要领导人能够学学彼得的榜样就行。^[413]

其他先进国家，如英、德、美等的经验，也足资借鉴。英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在非物质文明上并不超越德、法二国。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和孔多塞（Condorcet）等，都是伟大的德、法思想家，自由平等之说推翻了法国的旧制。但是英国却打败法国，夺取印度、加拿大和澳洲，皆由于无敌的海军和商业，归功于英国的大力发展科学。^[414]

德、美两国也有同样的成功故事。德国从前致力于哲学，一直积弱不振，但自打败法国之后，集中精力于物质的发展，在20年间，几更强于强大的英国。美国不曾产生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在科技上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其国力至强。而西方诸国凡漠视科学者，仍然弱小，看看意大利与西班牙，仍为宗教支配，沉迷于神学与哲学的幻想。^[415]

的确，康氏认为即使是最伟大的先知，如果不知物质之学，也不能面对国家的危难。

耶稣能为欧人之教主，而无救于犹太之灭亡；佛能为东亚之教主，而无救于印度之灭亡。^[416](www.daowen.com)

同样的，孔子是中国的“教主”，并不能给中国以富强，反而让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延续下去，不能与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富裕相比。不仅孔子学说没有实质价值，而且问题是中国未能发展科技以补充儒术。

康氏坦白承认，他本人的学说亦非“物质的”，也对中国无用：

吾于四万万人中亦为粗有知识，于中囯之书既无不读，即欧、美之学理、事迹、风俗亦无不探捡而略通之。……然使物质不兴，则即今四万万人者皆如我，然已无补于亡矣！盖我虽略具热诚，粗通学理，而于物质、实业不能成一艺，则于救国之实事，即为无用之尤。^[417]

同一道理，任何不关心“实学”之人都于其国为无用。即使四万万人中之每一人都有“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或康德、斯宾塞、倍根、笛卡儿，进而人人为柏拉多、亚里士多图、耶稣与佛”的智慧，亦“皆供人宰割之具，奴虏之用而已”。^[418]

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已经做了一些，但方向都走错了——把希望错寄在“空名之学校”上^[419]（以康之见，任何与实际生活无关者，都是空谈）。这些空谈即使是“数千年之圣经贤传”，还是没有价值。^[420]

空谈有不同种类，有的无用亦无害，有的则既无用又有害。西式学堂的课程与旧时代的八股一样无用，但却是有害的无用，因其既不教授科技知识，却教导学生放弃中国传统，阻遏了道德修养。中国必须工业化，但现代化并不是要人不道德。儒家经典就不能提供物质生活而言，是无用；但就良好生活的指导而言，应在现代中国有其地位。因此，传统价值不应作为引进的新空谈的交换品，新空谈与科技无关，亦不适于现阶段的国内发展。

显然，此一思路衬出下引一段文字：

昔讲八股虽不切于时用，尚诵圣经贤传，得以修身寡过，其于风俗尚为有益。今乃扫弃中国之大教，经传之格言，而后生新学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叩以军国实用之学，则无有……然则举国志士奔走呼号所以改书院为学院，日谋所以筹经费延教师者何为焉？^[421]

值得注意的是，1900年代的后生新学们所津津乐道的“陈腔旧调”，康氏深不以为然，但与康氏在1880年代热心倡导的“新义”并无二致。^[422]

时代与环境都已改变，康氏的教育观也改变了。二十多年前，他关心如何克服一大群士大夫的“保守主义”，而现在他担心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极端主义”。但是必须重申的是，他并没有改变妥善而有步骤地使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信念。此指在君主立宪成熟之前，不应抛弃国家信念。

前述康氏工业化的论点有其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些论点未能谨慎而清晰地提出，有时且自己陷入不一致的境地。在此可举一特别显著的例子，他于明确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时，辩称“良风美俗”乃物质文明的副产品。他说此话似有美国的情况在胸，他说个人的性格和社会风尚在旧日的美国十分腐败，但工业化带来道德上的改良。有钱人如洛克菲勒、史坦福和卡耐基固然无私地捐献财富帮助同胞，即使是普通工人的举止也像是得体的君子。^[423]

不幸的是，中国未能工业化。因此，尽管有伟大的圣哲及其优越的学说，中国的风尚犹不及最糟糕的西方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像美国在道德上那样的成就，不可能见诸中国，“即使尧、舜复生，伊、周执政”，亦无可望。^[424]

康氏显然没有觉察到此话与他在同书中稍早所说的相冲突：

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争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425]

我们不禁怀疑，何以尧舜都不能相助的中国，会达到如此高尚、美好的境界。

此乃明显的不一致，我们只能猜想，康氏在考虑物质与非物质文明之间关系时，有不同的假设。从一方面说，他设想科学乃是道德进化与物质进步的关键。假如根据此一设想思考，其逻辑结果是：中国采用西方工业化之后，必然产生一种与现代西方相同的价值系统，换言之，即没有必要保存本国传统，现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从另一方面说，康氏设想科学与道德乃文明中独立而分割的两面，任何国家都可能一方面有进展，而另一方面落后。因此，中国有可能在道德发展上优于欧洲国家，而在工业化上落后；相反地，欧洲人也可能在科学上领先，而在道德生活上落后。康氏有时强调前一种一元的假设，而有时又强调第二种两元的假设，显然并未自觉不一致。

康氏的不一致令人困扰，但未尝没有历史意义。他于设想科学乃人类的基础时，实已先言陈独秀及其崇拜“赛先生”同志之所言。虽然，因他反对共和，他的《物质救国论》，对“德先生”而言，毫无用处（请参阅本书第十章论“大同与新文化”一节）。再者，他假设一个国家可以发展美好的价值系统，而仍然停留在极落后的物质文明上，乃发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所倡反对全盘西化的一些论点的先声（参阅本章第四节“现代化问题：对中西文明的评价”）。康氏事实上已初步地涉及后来热烈讨论的有关“科学与人生观”，以及“中西文明”诸问题。他的两种假设发了后日两个阵营知识分子言论的先声，他的《物质救国论》乃是1910年代末与1920年代论争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