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在一特殊情况下写成的。康有为于1902年1月到1903年4月之间，住在印度北方的大吉岭，受到英国殖民地当局的保护，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他想乘庚子拳乱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的企图完全失败。他暂时脱离现实世界，把注意力移向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将来。在此一情况下，他再拾重释儒学之业，并且完成了乌托邦理想的建构。

不过环境很快又改变了。他的劲敌荣禄于1903年的4月死了，他认为可以安全地离开避风港，从事较为积极的活动。他短暂地游历东南亚各地，并重访香港探望母亲之后，于1904年3月22日动身赴欧美，主要是要推展君主立宪，以及看看西方各国的情况。此行结果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社会思想。他不再注重社会的完美与人们的快乐，而重视如何把中国从20世纪列强的压力下解救出来。因此，在完成《大同书》三年之后，他写了《物质救国论》^[389]，平实地要求中国赶快工业化。

显然地，康氏的西方之旅加深了他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敬慕^[390]（他第一次对西方的敬慕在1879年），也加深了列强灭亡中国的恐惧（此一恐惧刺激了他的戊戌变法运动）。他的结论是，中国除非获得像西方一样程度的工业化，则不能挽救危亡。

同时，他注意到另一值得忧虑之事。19世纪之末，革命情绪在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间勃兴，到1905年的7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391]

同年，革命运动的机关报《民报》出版，与康党梁启超等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康氏参与此一斗争，维护君主立宪之见，反对革命共和，见诸他所撰之文，谈论如何避免灭亡，抨击共和政体，均写于清覆灭的前一年。^[392]

他于1905年所撰有关物质建设诸文，也有阻扼革命浪潮之意，把注意力推向较具建设性而少具危害性的现代化方向。

康氏在此文的序言中把此一立场说得很清楚。于指出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其他“自强运动”领导人，因未认识到欧人富强的根本而不幸失败后，他接着说：

至乙未东败之后，知之渐进，以为欧、美之强在民智，而开民智在盛学校也，于是十年来举囯争事于开学矣。至戊戌之后，读东书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震而惊之……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393]

此一重点之转易，涉及康氏社会思想的大修正，然非其一般思想的剧烈改变。在此并无放弃其乌托邦理想的迹象——他仍寄望思想、制度、物质的强烈变化，可以导致完美的社会。他继续向海外华侨（包括住在美国的侨胞）讲说大同之理。^[394]

显然地，他于完成大同学说之后，觉得有必要指明实现大同的方法，考虑到现实的环境。如已述及，若无极为高度的科技进展，美好的大同之世是不可能到来的。^[395]

康氏于《大同书》中，着重非物质方面的乌托邦理想：在思想、社会和政治大转变之后，黄金时代便会到来。但目前中国在走向太平世之前，面临严重的民族生存问题，康氏遂积极重视工业化问题。

发展物质文明可以达成两个目标：一则使中国成为近代国家中有地位的成员，以保存之；二则为最后乌托邦世界的实现奠立物质基础。对康氏说来，优秀的中国人不应也不会在发展中被淘汰。若无中国，世界社会就不完全。他呼吁保全中国实源自爱国之心，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他并不是一单纯的民族主义者^[396]，因他对世界主义有太坚强、太深刻的信念。^[397]

保持国家乃是迈向太平世的必须步骤。换言之，工业化乃是使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迂回路。

必须指出，在1905年时，康氏固然萦心于工业化，但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关切，并未终止。他仍然梦想政治改造使中国强大，不止在一种场合，他提出梦想的大纲。例如，当他于1904年在意大利时，他赞美加富尔（Cavour）统一意大利的成就，认为是真正伟大的欧洲领袖，并在精神上与他相契。^[398](www.daowen.com)

稍后，在访问柏林时，他凭吊“铁血”宰相的功业，不仅发展工业使德国强大，而且以王权拯救了国家^[399]，此正康氏本人在戊戌年所希望成就，而直至1917年仍然不能忘怀的。

多少年来，康氏一直深信光绪皇帝乃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戊戌变法的最主要目标，乃是经由光绪的同意与合作，使中国的专制政体改成君主立宪。变政的失败并没有使康氏灰心，他仍然向此目标奋斗，并采用新策略应付变局。失去自由的光绪皇帝一日存在，康便想尽各种方法使他恢复帝位。在康氏的领导下，保皇会于1899年的7月20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成立，开始了延续多年的政治运动。^[400]

他代表立宪政府演说，在若干场合，如在洛杉矶分会，并讲“大同之义”。约略同时，他撰写了《物质救国论》。^[401]

他仍然未忘变法的重要。例如，1903年10月当他在香港时，完成了《官制议》，指出中国若不先有行政现代化，整个国家不可能达成现代化。^[402]

凡此都显示，康氏所呼吁的工业化，代表他对重点的调整，程序的修正，但并不意味在整个社会思想上有剧烈的改变。

康氏在美国时，撰写了《物质救国论》，可能并非偶然。1905年，老罗斯福总统正开始他的第二任。在强大有力的领导下，美国的加工业和世界霸权正如日中天。康氏虽不谙任何西方语言，并不能阻止他亲眼看到彼邦工业中心的迅速发展，证实了他长久的信念：工业化乃是富强之本。他自己说，此乃他访美的心情：

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寐寝卧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哀我国人之空谈天而迷大泽也，乃为《物质救国论》以发明之。^[403]

此非一时的心情。迟至1919年，康氏重印此书时，他重申工业化的重要，并警告，“新奇的”政治原理在时机未成熟前，不便应用：

今经欧洲大战之效，物质之发明益盛。五十六生的之巨炮可轰二百余里，飞天之船可十六时而渡大西洋。德之强而欲吞全欧，以物质。英、法之能力抗四年，以物质。美之富甲全球，以物质。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然当吾昔欲发布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深不然之。……近者吾国上下纷纷知言实业矣，而不得其道之由……或进以社会至平之议，岂不持之有理哉？无若未至其时而误行之，徒足以召乱也。^[404]

须知在1919年，《新青年》已发行四年，许多热情有余、知识不足者正在大力倡导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自不难发现这段引文结论的意义。

此一心情显示，康氏所修正的，不仅是对“西学”，也是对中学的态度。他谴责“空谈天”，此乃指国学的模式——从经典上承袭的书本知识。他教人不要轻易接受“社会至平之议”，此乃反对接受自西方输入的“新理”。在强调物质建设之余，他完全改变了对西方文明的见解。在1886年，他认为有关科技的“西书”是“不切”之学，而重视有关西政之书。^[405]

此乃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基本思想^[406]。但在1905（以及1919）年，他辩称科技乃是中国应该以及能够向西方学习的唯一东西。

因此，《物质救国论》代表了康氏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新看法。在此，他不再强调（也未放弃）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国界，而着重指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与西方相匹的必要性。换言之，在1905年时，他觉得有必要将其社会思想降低一层次^[407]；不再鼓吹文化大同，而提倡所谓有选择性的西化。如此，他与张之洞等部分西化论派（不喜欢西方价值）及“新文化”派（不喜欢中国价值）都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