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赫文斯基（S.L.Tikhvinsky）在其讨论戊戌变法的书中，有一整章讨论《大同书》。他认为佛学、道家、太平军的共产思想以及儒教，都对康有为的乌托邦思想有影响。不过，康氏的“纯粹空想”使他的乌托邦理想终归失败，即使它附和中国农民要推翻封建国家的希望，以及获致经济上的平等。^[319]

齐赫文斯基的意识形态包袱太重，使他的论点难以正确。不过他确实指出康氏得益于各种不同的传统思想因素，一些是可以实施的乌托邦，另外一些则是逃避现实的。^[320]

道家的理想近于后者，而儒家的理想近于前者。^[321]

道家对康氏的影响较小。《老子》第八章“小国寡民”^[322]，《庄子》的“至德之世”及“建德之国”^[323]，《列子》中的“终北”与“华胥”^[324]，都属子虚；不食人间烟火，唯有在梦里或想象中得之，倒合乎乌托邦一词的原始意义，无何之乡。这可以算是“逃避式的乌托邦”。此种道家传统延续到后代。最可一提的是陶潜（365~427）^[325]和康与之（12世纪）。^[326]

康有为熟悉道家传统，应无可疑。^[327]

他提到过《庄子》的“建德之国”以及《列子》的“终北”。^[328]

即使后来康氏不取道家，但道家思想多少对他的乌托邦构想有些影响。因此，在建德之国中，人们劳动而不必贮藏，人们给予而不求回报。同样，在“终北”之乡，人们不知惠己。这种想法与影响康氏至深的“礼运篇”中利他思想一致，毫无自私之念。

康氏阅读至广，然不知是否看过康与之著作。不管如何，他会同意《昨梦录》中所述的乌托邦想法：

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

儒家对康氏的影响超过道家。他得自“礼运”尤多，可见之于下引《礼运注》中的一段话：

夫有国、有家、有己，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不独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故……只有天下为公。……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329]

“礼运”虽重要，但非康氏乌托邦的唯一渊源。公羊三世之说帮助他建立大同于未来，而非过去。另外，西方思想诸如进步、民主、社会主义也影响了他的思维。是则大同并非全由改造儒家传统而来，它是由许多不同来源的母题所拼凑而成的。在实现其世界化步骤方面（参本章论及世界化与西方化一节），康显然将西方思想译成汉词，又以外国词汇演绎传统的儒、道思想。^[330]

因此，大同的思想与情怀，与近代西方及儒家中国都有亲近的关系。结果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创立了一最具想象力的乌托邦。

齐赫文斯基还有一个看法。他说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331]对康氏有相当的影响。他说，此一文件所载共产与均产思想在康氏故乡南海流布甚广，乡人十分同情太平军，在康氏的《大同书》中仍可见此种思想余波荡漾。^[332]

此说与事实不符。康氏的个人经验与哲学观点不容许他尊重太平天国。他的若干亲戚积极参与反对太平军的战争，特别是他的叔袓康国器，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崭露头角，获得高位，有为以其为家族之光。^[333]

效忠当时的政府几是康家的传统，并形成康有为的政治态度，他一直忠于朝廷。他在著作中从未提到太平天国的思想，因为政府所禁，他很可能根本未见乱寇的文件。

太平天国思想与康氏的乌托邦思想虽有相似之处，但不足为康氏受其影响的证据。相同之处可能来自相同的泉源——“礼运”。在太平天国早期的第一项文件中，有人演绎统一之世，皇上帝为全人类之父，无人应视别人为寇仇。康氏据以推衍出“大同”观念的儒家经典原文，此一文件也予全文照录。^[334]

事实是，大同足以吸引背景极不相同之人，容许大大不同的解释余地。因此，太平天国思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及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运动^[335]，以及康有为的乌托邦思想之中，都可以引申，我们不能说谁影响了谁。

齐赫文斯基假设康氏知道西方的乌托邦思想，故将康氏的思想与汤姆士·摩尔（Thomas More）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相比拟。^[336]

他指出康氏与欧洲的同类思想家之间，整体而言异多于同，但仍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然齐赫文斯基或由于其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或由于对康有为认识不足，以至所说不仅浮浅，而且错误。

例如，他说康氏与卡班（Etienne Cabet）^[337]甚不相同，而与欧文（Robert Owen）^[338]和傅立叶^[339]近似。只要略微检视便知真相正好相反，即康与卡班相似之处较多，而与另两人相似之处较少。欧文主张的家庭聚落，大致500~3000人住在一处，或者傅立叶的500家一大楼的“聚落”（phalanx），享有具约制的私有产权，与康氏大同之世取消家庭与财产的志趣，大相径庭。而卡班的“伊卡里亚”（Icaria），有一些项目倒与康氏的大同相似。例如，相爱与利他是本性；不均违反自然法则；在乌托邦中人人完全平等；人人需要劳动，所有的职业都一样重要；私有制完全取消，政府控制生产与分配；国家必须彻底民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有组织，为公众服务；教育普及到每一人，全为公设；一度有用的《圣经》将要过时，而由一真正的宗教来取代——“共同愉快生活的宗教”；这一切显然与康氏的“大同”近似。“伊卡里亚”的最终目的几与“大同”完全一样。卡班说：

也请记住，我们所有的法律都为了使人快乐，最初取其必须，然后增益有用者，最后则采其可行而无须任何限制。^[340]

此非谓两人尽同，例如卡班允许国与家在“伊卡里亚”中存在。这样看来，康氏较卡氏尤为激烈。^[341]

说实在的，比较康氏与西方乌托邦思想家之间的相似，除了证明不懂外文的康氏能够建立一媲美西方的乌托邦外，实无多大意义。他从中国传统与西方同时取得灵感，应无可疑，但他能结合平常的思想因素而演成一独特的整体，值得推崇。他自谓综合印度、希腊、罗马以及当今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的最佳、最完美的智慧。但他不仅仅是一仿效者，他自由借鉴之余，获得一独创的乌托邦智慧。

比较尚有另一好处，康氏在《大同书》中的幻想亦可见之于其他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中，纵然幻想的程度有异。

康氏在强调彻底社会转化之必须时，无意之际赞同了许多西方乌托邦思想家的看法，特别是那些人相信人类理想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环境的适宜，而这种环境有赖于所有经济活动的社会化。^[342]

汤姆士·摩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说，“一切为公，人人尽取所需”^[343]；堪培尼拉（Tommaso Campanella）完全拒斥家庭制度与个人财产^[344]；雷诺（James Reynolds）在其书中所说“再听不到你的或我的”^[345]；皮拉米（Edward Bellamy）深信资本主义将倾，设想出一个人人选其所适宜的劳动、均分经济产品的社会^[346]；以及前面已经提到的卡班。康氏可与这些人并驾齐驱。

康氏赞同许多西方乌托邦思想家，以均等为完美社会的主要原则。他同意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西方乌托邦主义者^[347]，主张男女平等，指女子有权自由择配。皮拉米释之尤明，他甚至建议将来由女子向男子求婚。^[348]

重要的相异之处当然存在，较康氏年轻的威尔士（H.G.Wells）可为佳例。威尔士深信男女之间的经济不均完全消失之后，在乌托邦中的每一择配都是爱的择配，但他仍然强加贞节于女子。^[349]

这在康有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康氏最“惊人”的提议——废止婚姻与家庭，也可见之于西人，如堪培尼拉、傅立叶和雷诺。在堪氏的“太阳之邦”（City of the Sun）中，交配并非个人的自由选择，而由政府规定：“硕美女子仅能与高大活跃的男子相配，胖女配瘦男，瘦女配胖男，以均衡之。”^[350]

傅立叶在其乌托邦中排除个人住宅，让女子完全自由择配。^[351]

在雷诺的乌托邦中，婚姻逐渐消失，儿童变成国有，无人需知某一儿童的生父，他说：只要在“婚姻注册”上注销对方的名字，“婚姻制度”自然消失。^[352]

康氏于阐述大同的政治面时，至少是倾向民主的，而许多西方乌托邦主义者经常倾向集权。在此只提两个人：摩尔一如康氏提出选举，但他的乌托邦乃系一开明专制。^[353]

威尔士的“武士”，乃一群极想统治别人之人，实系一种精英分子的观念。^[354]

卡班的“伊卡里亚”为少数与康氏民主大同构想相似的乌托邦。据卡氏说，“伊卡里亚之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其社会”，人民有主权，由选出的议会和行政机构来治理。“伊卡里亚”的政治结构因而是“几乎纯粹民主式的”^[355]，康氏的大同似亦如此。

康氏的“一元世界”也可见之若干西方乌托邦著作之中^[356]，最佳之例可见之于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他提倡“人道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humanity），他说此一宗教的目的是：

在于维持地球上所有人类的联合，人人取得上帝所赋予的地位，以劳计酬。^[357]

威尔士的“近代乌托邦”与康氏的“大同”一样，意含全球性的组织与人类的合一，所取的途径乃是经由普及教育、异族通婚、统一语言，然后：

中国人与他的妻子说同一语言——不论她属那（哪）一种族，而他将与欧洲人穿同一服饰，读同样的书，膜拜同一传统。^[358]

康氏的享乐主义思想也可见之于西人著作。前已提及卡班所说，立法之目的在使人民快乐。半世纪之前，雷诺强调人类宜日增其享乐。雷诺说人总是追求快乐，唯有人类制度的偏差才抑制快乐。在摩尔的乌托邦中，人们享受身心两方面的快乐^[359]，包括眼、耳、鼻的享受，特别是音乐，时而可闻。摩尔认为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我们一切的行动，以及所有的道德，都归结于享乐”。^[360]

康氏重视的旅行之乐，也为威尔士所乐道。他写道：“在现代乌托邦中，旅行应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61]

这已足证康氏的主要思想倶在中国与西方乌托邦思想范畴之内。他有意无意借自前人，但他所借者融合得十分彻底，合之以极多的想象，遂成其独创的思想，他创造了“一个新理想”^[362]，因此他可自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乌托邦思想家，与西方杰出的乌托邦主义者匹敌。^[363]

附录：《大同书》与《佐治刍言》

齐赫文斯基（Tikhvinsky）说江南制造局所刊译书中，傅兰雅（John Fryer）的《佐治刍言》（1885年出版）对康氏有绝大的影响，齐氏认为康氏在写《大同书》时，取用了此书的大部分。^[364]

齐氏的猜测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康氏自谓对傅氏之书印象深刻，如《自编年谱》中有云（光绪十二年，1886）：

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南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365]

《佐治刍言》极可能是康氏认为具有“新理”的西书之一。^[366](www.daowen.com)

此书与其他各书很可能影响到康氏社会思想的形成，从1880年代到1900年代初，在他的变法著作中，由不同的方式表达，如《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以及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但此并不是说他在写《大同书》时，采用了傅兰雅之书的主要论点。若检视《佐治刍言》，即可知与《大同书》在观点上有基本相异之处，前书要建立一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是代表一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识见。在某些方面，康氏取傅氏之书作为批判的对象，而非设计的模式。

两书自亦有相同之处，此相同之点乃予齐赫文斯基谓康氏得自傅氏之说的论据。^[367]

《佐治刍言》“总论”一开头就申述上帝的企望。

使地球上所有之人都丰衣足食，共同享受和平与快乐，一生无忧无虑，自幼至老。^[368]

同书较后又谓：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难免有病痛或无一技在身之人，不能自食其力，必须依靠他人的慈善，因此所有强壮之人和有技术之人都应由不同方式帮助他们。^[369]

这些说法与“礼运”和《大同书》都很近似。

照顾不幸者的义务并不否定劳动的义务。此为两书又一相同之处。上天要“人人努力追寻适合的职业”，社会要处罚偷懒犯罪之人。^[370]

此点立即令人想到《大同书》中“禁止懒怠”的规章。^[371]

康氏认为极其重要的独立与平等的观念也见诸《佐治刍言》之中：

天予人以生命，必令其有保全生命的能力。不论种族国籍，人人自主，不能让别人宰制分毫。若非犯法，政府及其官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独立之权。^[372]

一国之人以及全人类的每一成员都要平等，不论社会地位为何。不平等既然存在，凡文明之人都要尽力达到人类的平等。

地球上之人各有异同，不文明人之中，不平等尤甚，以至强凌弱，造成更大的不幸。文明之囯应给所有的人带来平等，以扫除一切的压迫与侵夺。^[373]

奴隶制度直接危害自立与平等的原则，仍然存在于不文明的社会中，必须扫除干净。

文明既兴之后，国家由公正平等的法律来治理。更加宗教的熏陶，人人彼此相爱，旧有的贩卖奴隶遂完全废止。^[374]

这一切都能使康有为深信“礼运”所载天下为公乃是真正的儒教，也是“公法”。

康氏可能从《佐治刍言》中得知西方政府的形式，该书第十章中有云：

天下政府约有三类，君主、贵族（贤主禅位）与共和。有的国家选择其一，有的混合其中二、三，像英国乃三者的混合。

共和的政府形式是这样的：

共和政府（民主之国）最基本的是定期选举，选人代议，选贤任政。此制在美国行之已久，人民称便。^[375]

康氏在《大同书》中及宣扬变法的著作中，明显地提到议院，此也可见之于傅兰雅的书中，认为“公议院之法”乃过去留下最重要的制度，是所有现存政治制度中的翘楚。^[376]

书中并述及英国议院的演变，并简略解释其组成与权力。^[377]

值得注意的是，康氏也用“公议院”一词来指议院。^[378]

《佐治刍言》的第七、八两章叙述国际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所述的一些材料也对康氏有用，如从部落进化到国家的过程、几百年来欧洲各国的发展及其利弊等等。^[379]

公法（康氏一再用及）的发展与运用可助国际的和平。国际贸易也可增进各国的友好关系。战争非必与文明倶来。国家愈文明，愈有能力维持友好。文明不断发展终能为全球带来太平。^[380]

再进一步，就是康氏的大同社会了。

康氏可能从傅氏之书中得到启示或肯定社会进步的渐进发展，而非突变性的暴力革命。以下一段见之于《佐治刍言》尤可注意：

英国制度的精良并非一蹴而几，而由小心谨守而成，发展好的，废除坏的，卒能有秩序地进向完美。此时的英国政治制度与三百年前大异，其进步乃由三百年间逐步改进而来。如按此而行，任何囯家的政治制度都可由循序渐进而臻于完善。如因一国之制不善而思以革命方式除之，则随之而来的动乱不会有令人满意和完美的结果。^[381]

此种看法与康氏的社会改进观，并无二致。

这些相同处不应掩遮基本观点上的不同：康氏关切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傅氏则赞同一理想化的资本阶级社会（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理想的维多利亚英国社会）。若然，则康氏不能不拒斥若干傅氏之见。

“自由企业”为《佐治刍言》中社会结构的基石。^[382]

国家的适当任务在于维持和平，执行法律，以及运用外交。其他事则由人民自理。因为：

人民可以自理之事若让国家来处理，国家必将会做出有害人民之事。^[383]

更确切地说：

有许多事与政府无关，硬要政府来管不仅伤害人民，而且于国家无益。首先，国家既不能养所有人民，自不能控制人民的经济事业；其次，工人的工资、工作时间、每日工作量等等，不能由政府来规定；再次，每年物品的数量（如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品）、市场方法、货品价格，也不能由政府来决定。^[384]

凡此皆与康氏在《大同书》中所定经济理论相反。

总而言之，《佐治刍言》拒斥社会主义思想：

曾有一著名法国工程师说，聚财成富与夺人之财而用之原无二致。另有一法人建议全国财富由全国人民均分，此乃唯一公平之法。如果此种见解得逞，则愚笨不讲理之人都不要做工而希望分享他人所得。英国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见解。^[385]

但是《大同书》的作者显然倾向“法国人”的说法，而非“英国人”的说法。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康氏以家庭为一无用的社会制度，而傅氏认为不可或缺。傅氏说：

国之本是家，上天予生命于人必使男女结成夫妇，组成家庭。及有儿女乃成父母，必随天赋本性而养育下一代，至于成人，离家成家而后止。一切社会和政治规范皆由家而来。^[386]

此与康氏所说在大同之世婚姻与家庭都将消失，实南辕北辙。

再者，傅氏接受阶级之别亦与康氏有异。傅氏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个人能力与成就不能平等，自古以来贤愚善恶之别一直存在。政府应予杰出者以官位勋阶，甚至可让后代继承之。^[387]

同理，财产当然亦可承继。

一人一生所聚之财不应于其死后夺之，故必传给后人，世代罔替，此乃不易的原则。^[388]

而在《大同书》中全无私有财产的余地。

有鉴于《大同书》与《佐治刍言》两书基本观点的重大区别，我们不能不对齐赫文斯基之说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