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在1910年代与1920年代所提到的一些见解，值得在此作一简述。陈独秀和胡适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领袖。陈氏自认早年受到康氏在戊戌前言论的启导，使他的视界超脱传统中国，但反对康氏不赞同民国，以及想要建立“孔教”。^[266]

陈氏未见《大同书》，至少未见及全书，所以不知康氏在1901~1902年所提出的社会转化思想不仅预言陈氏所言，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氏在1915年发表的一文中，呼吁中国青年拥抱六项适合现代的原则，第一项是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解释道：

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乎奴隶之羁姅，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267]

陈氏所列其他“原则”也甚具兴味，与康氏所说者近似。陈氏说必须要“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因保守者迟早会懊恼，而进步者必得无限报偿；“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即最好作哥伦布，不要作托尔斯泰或泰戈尔；“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即不同的国家必将逐渐走向精神上的一致；“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因科学乃促成现代欧洲的优越，最后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因唯有实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268]

陈氏依据这些“原则”来大力攻击传统，歌颂“德先生”和“赛先生”。^[269]

但陈氏并不宣传要扬弃过去的一切业绩。他在《新青年》中的“宣言”中，汇集了其他编辑与撰稿人的意见，很明显地指正：

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圣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此一新社会将是进步的、自由的、平等的、和平的、合作的以及喜乐的。人们在此新社会中将超越莽冲与占有的本能，而对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表现友爱与互助。在此一新社会中，民主也将实现；政权由所有的人，包括女人，来分享。^[270]

显然的，这一切的想法都不出康氏“大同”的范畴。

胡适在美完成学业回国后不久，即发表对社会和思想改造的意见，胡氏虽认为康氏的见解已太陈旧，但所说与康说却甚类似。^[271]

胡氏在刊登“宣言”的那期《新青年》中，想对新思潮的内容有所指陈。他说一切价值的转变须经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儒教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必须彻底检验，一切过时的都要扬弃。新潮流的真正目标乃是“文化重建”——一方面输入西方知识，另一方面重估传统。^[272]

胡适所要介绍给中国的最主要西方知识乃是实验主义。另一项他要介绍的是“易卜生主义”。^[273]

他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醒读者易卜生剧作中的隐示：社会有碍个人的独立精神、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胡氏还注意到易卜生的世界主义观，他引用一封1888年易氏写的信说，聪明的人多少会不满意“国家性的旧观念”，此种旧观念必然会被“全人类的新观念”所取代。^[274]

胡氏重估中国传统价值的方法最可见之于“吴虞文录序”（撰于1921年）。他赞同吴氏与陈独秀的愤怒谴责儒学。胡氏在赞扬他们努力扫除思想上的障碍之余，认为吴虞事实上已运用“实验标准”来评估儒学了。他问道：(www.daowen.com)

儒学产生了怎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增进还是伤害到人类的快乐？它们所形成的是怎样一种民族性格？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进步？^[275]

对胡氏及其友人而言，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不言而喻的。儒学所产生的制度是阻碍进步，以及给历代的中国人带来无数灾害。我们无须指出胡氏及其同党所责难的“儒学”即是康氏所责难的“伪经”，而且责难的理由也相同：有违人类幸福与社会进步原理。《新青年》的作者们只是比康有为更向前走了一小步。康氏还要尊重真正的儒学，而胡氏等认为孔教乃二千年来吃人礼教的招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276]

康氏与《新青年》那一群人对人际关系的相同看法，实在十分相似。康氏和陈、胡等都谴责传统价值和制度。陈独秀认为中西之间在态度上最根本的不同乃是西方人重个人，而东方人重家庭。^[277]

陈氏在1916年一文中指出，中国与欧洲文明接触之后，产生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每一危机都触发知识分子的觉醒，特别是徐光启（1562~1633）在明代中叶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宗教，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的变法运动，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前共和与君宪的论争。最后的觉醒将是共和宪法实施之时。政治觉醒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道德觉醒”，即无条件地抛弃传统价值；诸如三纲之类。若无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断无政治民主之可言。^[278]

相信传统家庭制度与专制政府不可分^[279]，陈独秀及其同志乃极力攻之。就此而言，胡适之见最值得注意，他在“我的儿子”一文中，故意暗示孝道此一观念之过时。他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他希望他的儿子做有尊严的人，但不要他做孝顺的儿子。^[280]

这一段话令人想到康有为在19世纪末叶所述公法之一：

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281]

胡适及其同志提倡妇女解放。他要中国妇女效法美国女人的独立精神，超越贤妻良母型，认真追求自己的事业，甚至不结婚。^[282]

他强烈反对强制中国妇女履行的单方面贞节^[283]，而应自由求偶，不必符合父母的意愿^[284]，在道德上说，自由恋爱并无错处，即使导致不稳定的择配现象。唯一可提出的正当问题是：两人的分手是否合理。不过，胡适并未追随康有为到底，他没有要求废止婚姻与家庭制度。^[285]

这些话要留待另一位《新青年》作者来说。沈兼士在1919年发表的一文——“儿童公育：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中说，解决妇人问题的最大障碍是家庭制度——人类传下来的有害制度，与可恶的私有财产制度是不可分的。因为有家庭，社会进步的每一因素都受到抑制。流毒所至遍及各地，亚洲尤较欧洲为厉。欧战之后，民主将是社会重建的唯一原则。但除非掌握此一时机摧毁家庭制度，妇人仍然在束缚之中，将兴的民主便无着落。因此，沈氏提出四点计划：第一，妇人将与男子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第二，妇人将在财力上自立，服务社会；第三，现有的家庭制度必须废止；第四，儿童全部“公育”，设儿童诊所、婴儿院、幼稚院、小学、儿童医院等，来替代家庭制度。妇人从家庭完全解放之后，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沈氏总结道：

据此则家庭制度、专制政府以及经济上的阶级都可永远废止。然后才能彻底解决劳力问题，达到经济上的平等。^[286]

吾人不得不怀疑沈氏曾见康氏的《大同书》，并复述他在1902年所写的文字。^[287]

当然，沈氐并无抄袭之嫌，因沈氏不可能看到康氏自己拒绝出版之书。

康氏及其反对者之间尚有相同之见，但不必再提。我征引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其他撰稿者的言论，以说明康有为的彻底社会转化思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康氏及其他人既然关切大致相同的问题（经由社会与思想改造促成中国的现代化），反映大致相同的历史趋势（从传统到近代中国），又从大致相同的渊源获得灵感（近代西方文明），他们必然会获致大概相似的立场，即使他们之间的思想背景、学术方法、个人品质有所差异。此一差异说明了康氏“大同”与《新青年》所标榜的“新社会”之间的许多不同。但两者相似之处足以说明，康氏之见虽不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其见解的实质并未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