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在建立乌托邦之初,为道德作了世界化的解释。他对“仁”或“不忍”性质和渊源的理论颇带唯物的色彩。他是这样说的:
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112]
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113]
这些观点全属想象,十分虚幻,经不起实验科学和基础哲学的验证,但却为康氏的伦理和社会思考提供了一形而上的基础。
康氏认为所有生物都有天生之仁,故同类相爱乃是生命的根本法则,而此一爱必须普及,否则无爱之可言。对人类来说,尤其如此:
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
他继谓此一爱根植而强化于一基本群体生活之中,无国界和人种之别:
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以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葄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万囯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执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乐之神奇伟丽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114]
康氏解释道,世界各地之人有共同的生活,因其生理和心理性格基本相同。此种相同也构成他们在态度上和行为上的相似。
康氏在《康子内外篇》中说得很清楚,道德感与自觉乃脑和神经系统的作用,情绪与感觉经验(如爱与恨)乃是对外界刺激的神经反应,可正可反。而在《大同书》中,他发挥此义为心理上以及伦理上的享乐主义:
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适有不适。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其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夥精微。急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115]
康氏认定乐即是善,而人所欲者乃可欲者。此一认定遂成为评判一切社会制度和道德教训的准绳。(www.daowen.com)
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116]
根据此一标准,则墨子之教并不完善。教人“尚同”与“兼爱”固“善”,但要人们尚俭节用则“不善”。[117]
“印度教”弃身炼魂,基督教乐在天国而“土木其身”,都不适宜人类。因此,康氏所谓的乐主要是使人舒畅的感官享受。[118]
人间制度的好坏也应据此标准判断。康氏遂建立一社会制度渊源与发展的理论,与当时行之已久的儒家观点,大异其趣。他写道:
盖原出世法之立创于强者,无有不自便而陵弱者也。囯法也,因罕法而移焉,以其遵将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国,则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新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长而统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则有尊男卑女而隶子弟者焉。虽有圣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时势风俗之旧而定之。大势既成,压制既久,遂为道义焉。于是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终为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于是乎则求乐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国亦不能免焉。欧美略近升平,而妇女为人私属,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119]
乌托邦倡导者为其当世的批判者[120],如上文所示,康氏也确实具有批判性。他不仅批评传统中国制度,也批评他所知的西方制度。孔子的“教训”既长久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政制,康氏的批判无异批判到这些“教训”的本身。的确,康氏在控诉中国制度之后,确曾接着赞美孔子:
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以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121]
但是不言而喻,康氏所赞美的孔子并非中国传统中的孔子。康氏在《大同书》以及其他著作中,显然将孔子世界化了,孔子不再是中国的至圣先师,而是全人类大同理想中的先知。因此,康氏神化孔子,似也同时降低了孔子的中国性格。作为《大同书》的作者,康氏当然并不特别关怀如何荣耀孔圣,而是要如何使人间制度完美,以指出通往全人类快乐之路。《大同书》的结论也能看出康氏不以某派儒者自居,他于结论中预见儒教与其他由个别文明所产生诸教,都将销蚀。
有几个主要思想为康氏评论现存制度及建筑乌托邦理想提供概念上的根据。前已指出,乐而无苦乃是人类生存于世的至高与唯一的目标。[122]
此一享乐前提与“仁”之原则相结合,康氏无疑从儒家传统中得来,并可能从基督教中得到印证。康氏也认为既然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无人应被剥夺快乐和自由的机会。因此,“享乐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平等主义”,似构成了康氏社会思想的主要支柱,从此衍发的思想大致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民主从平等而来,社会主义自人道主义而来,科学从享乐主义而来。这所有的思想可说是他思想的组成部分。此外,进步思想也很显著,成为一极重要的运作原则,据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可视为步步向前的动态过程,在自主的努力下,使不完善的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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