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大致有三种反应。保守派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何问题，且完全厌恶效法夷学。^[17]

另一极端派是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要无条件地西化。^[18]

在这两派之间有两群人，一大群人多少感到“中国之学”有些问题，乃建议一部分的西化^[19]；而一小群人认为中西之别仅是表面的，因此变革过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不是西化，而是世界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共同的水平。^[20]

这种说法有说服性，因实在与宋儒所说天理相通、四海同心^[21]——一样。今日的政治家也说，“文明人的理想是相同的”。^[22]

不论主张世界化之人的动机及基本信念是什么，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他们有意或无意在作思想上的综合。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有限，自不免粗疏浮浅。但在社会思想领域内，他们毕竟要比纯传统派和西化派体面得多。

康有为社会思想的一面，以及其一生中某些时刻，可归入上述最后一小群人之中。事实上他可说是这群人中的翘楚。当然在另一方面，康氏必须被称作“半西化派”。不过作为“综合”者的康有为，才使他青史留名。

西方对康氏的冲击颇值注意。此一冲击不仅决定他社会思想的形态，而且导致他用西学来重估他所熟知的本土文化。康氏的思想历程实在开启了一个历史趋势；此一趋势的结果为导致20世纪前半叶一连串思想变迁的第一步。

康有为20岁时开始与西方文明有所接触。在1879年前，他的思想领域未超过儒学、佛学及道家之书。但自这一年以后，他开始阅读“西书”。^[23]

一本西书中说到纽约、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政治、社会及物质情况，必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不久他访问了香港，给他印象十分深刻，证实了他在西书中所读到的。至此他乃热心搜读西书。^[24]

1882年在上海时，他买了大批的西书，旧观念尽改。改变后的一个结果是放弃应试，以便全心致力于“新识深思”。^[25]

他之弃古文经而从今文经也可能由于热心西学之故。迟至1880年他仍信奉古文经，并为文攻讦今文经一名著的谬误。但不久自认错误而罢。《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26]，显示此一转变。同时他演绎自己的社会思想。在1885~1887年撰述了上文提到的两部未刊稿，他不再是“最后的儒者”^[27]，即使他后来仍然维护他所了解的儒教。

从1880年代初到1900年代，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似有多次转变。最初，由于惊羡西方科技和制度的成就，康氏倾向西化少有保留。他不曾提倡过抛弃中国传统，但事实上力求改变它。此改变一部分经过撰述《实理公法》与《康子内外篇》，提出不从习尚的思想。

钱穆曾说，康氏重诂儒学实际上是“用夷变夏”。^[28](www.daowen.com)

此说有其见地。不过必须强调，康氏含蓄地附和西方思想并非要西化，而是认为中西有共通之处。儒家本身也可赞成此说。天下的观念即有普及的意思。其他如圣王不分内外，以及天下大同等观念，都为此说提供了实例。^[29]

此种古典看法实是理学家所说天理相通的捷径。康氏熟悉儒家经典和宋儒之学，自易获致真理不分内外的结论。作为社会思想家，也就只讲究制度和价值是否符合共同标准，而不必论本国或外国了。从此一立场出发，他自然拒斥某些不可接受的中国制度和价值，而把西方思想纳入其普及的思想架构。

康氏深入儒家传统，经西潮初度冲击之后，即有此新的思想立场，值得注意。他的某些思想开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先声，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有关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不过仍有异同。后来的过激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所知甚少，所以不惜打倒“孔家店”^[30]，一心西化。而康氏要用普及的方式来综合，而此方法亦根植于儒家传统。

康氏并非独自发现普及的方式。当时熟悉中国传统而同时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家，也都想彼此影响以达到中西相通之域。^[31]

较康氏年轻一代的蒋梦麟，在美当学生时，正值日俄战争之后，对他自身的思想经历有这样的描述：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32]

康氏研读“西书”后显然也有相似的经历，不过他所获致的“理智”促使他在社会思想上比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作更勇猛的试验。不管如何，康、蒋二人都是“世界主义者”，而非“西化者”。^[33]

就康氏而论，此一“世界化”阶段使他不仅批判中国传统，同时也批判西方文明。此一转变可见之于1898年以后流亡国外期间的著作中。直接观察西方社会使他得到较亲切的体会，即使他的了解并不一定正确。就近观察消除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的膜拜心理，但也增长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钦羡。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所完成的两部著作，可见此一转变。在1902年的《大同书》中，他蓄意谴责中西两方面的基本制度——诸如国家、家庭和私有财产，但指出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获得极乐境界的基础。^[34]

在1905年写的长篇《物质救国论》中，强调西方之强全在物质文明，而中国之弱全在缺少现代科技，故中国求生存、求强大的唯一途径，乃是釆用西方技巧，以及保存自己的精神文化。^[35]

据此，他在民国初年，大力倡导以儒教为国教^[36]，呼吁国人不要“全盘西化”，以维国性——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以及道德价值。

康氏在游历东西两个世界之余，给国人指出极不相同的路，不是未来大同之路，而是目前可以强盛袓国之路。但他不再像戊戌时代倡行制度和思想的改革，而仅仅倡导积极工业化。如此，他的立场表面上近似张之洞的《劝学篇》，而《劝学篇》原是为了驳康而作。^[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