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社会思想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关注实际事务，在晚清时冀图挽救帝国危亡，在民国时抨击风雨飘摇的政局。另一个是神驰于理论与想象的领域，超脱现实。康氏常来往于两层次之间，有时同时立足于两层次。他可说是扮演了双重角色：实际的改革家与向往乌托邦的思想家。

有人说康氏自谓其学30岁时已成，不求再变。^[1]

此说与事实不合，康氏一生中不止一次转变^[2]，但就其社会思想而言，则非无据。综观其著作，凡涉及人和社会的基本信念，见诸于1880年代的，历久不变。^[3]

惟当亲身经历证实不可行时，仍适应时势，突出可行者，搁置不可行者。是以，他来往于不同的思想层次。他的思想也因而有不同的阶段。但一阶段与另阶段之间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发展，而是不同思想层次的转换。

有几个阶段显而易见。在1878~1884年之间，经过研读儒家经典、佛典、中国制度、西书之后，得以独立思考，奠定了他的社会思想初基^[4]。他在两部未刊稿——《实理公法》和《康子内外篇》^[5]——中，提出了他的思想纲要。于此处女作中，他特别关怀道德价值与社会关系。在此时他并不注意实际事务，而注意他所信仰的“真理”和“原则”。他尚未能建立乌托邦之说，但他的乌托邦理论的最早基石于此奠立。

到1888年，他开始要求政府注意变法，遂暂时中止空洞理论的追求。^[6]

自此之后直到戊戌之秋，他日益卷入变法运动，至“百日维新”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内，他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动，如为一小群年轻学生讲课，以及重新评价儒学。^[7]

但在追求普遍真理上，至少是暂时停顿下来。

变法失败之后，他流亡外国乃得机以重续1888年中断的思想路线。至1902年，他完成了乌托邦理论著作——即《大同书》。^[8](www.daowen.com)

有鉴于书中某些思想的深远影响，他暂不印行，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刊载前三部。^[9]

他在1919年重刊此三部，并另写一短序和三首诗，可见他一直认为他的大同理想是有价值的。^[10]

同时，他有另一个方向。1903年的《官制议》显示他对实际事务感兴趣的第二阶段。^[11]

他撰述了一系列论述中国当前问题（1903~1922）的文章，其中可述者有《物质救国论》（1905），“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中国还魂论”（1913）。^[12]

康氏此时从乌托邦的高峰走下来，回到与19世纪末冯桂芬、王先谦、张之洞等人一样的立场^[13]，即中国的未来有赖于西式的工业化，以及固有精神文明的保存。

戊戌以后的政局对康有为打击甚大，他的救国努力一再遭到挫折，终感心灰意冷。他乃逐渐漠视迷惘的世界，而转向超脱的领域，甚至超越“大同”。至此，他不再是一社会思想家或乌托邦思想家，而扮演了“无邦”（outopia）^[14]

的先知角色。无邦乃是一“无何国”，其中完全没有道德价值和人际关系的牵挂。假如康氏晚年的《诸天讲》（撰于1926）^[15]可说是乌托邦之书，则照曼亩福（Lewis Mumford）的说法，那是“逃避的乌托邦”（utopia of escape），而不是“重建的乌托邦”（utopia of reconstruction）。^[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