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对于革新教育制度的努力，虽未臻预期的效果，即经由输入新血而达到思想解放，但也并未完全徒劳无功。他的一些教育思想并未随戊戌失败而消逝，反而融入拳乱后的改革计划之中，特别是张之洞与刘坤一的计划。他们在“江楚三折”的第一折中有云：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703]

此折又谓泰西学校除了教学生“道”之外，另授有用之学，使习知中外时务。中国欲改善，必须要学习外国榜样，革新教育制度。^[704]

“西法”必须采用，在江楚第三折中提出选择性的西化：

今环球各囯，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釆之欧洲，东洋复釆之西洋。^[705]

刘坤一与张之洞的其他建议更易采行：诸如选派大批学生留学，大量翻译日本与西方国家的书籍以及设立农工学校。^[706]

其中一些办法与康氏若干年前的建议甚为相似。张刘二氏虽可能知道相似之处，却强调他们的建议和康有为的乱法绝对不同。^[707]

戊戌政变后10年，张之洞和孙家鼐为溥仪设立课程，包括四书、中国史、西洋史、明治维新史以及宪政原则。^[708]

康有为必然赞同此一课程。民国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主义的摇篮。在20世纪中，翻译日本和西方书籍速度大增。过去对自然和应用科学的热忱，转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兴趣^[710]，为康氏在1890年代所期望的。他所倡导的其他教育改革，特别是设立学堂、开办报馆，以及组织学会，却于1901年设施行，对中国知识分子起了启蒙的影响力。^[709]

不过康氏的中心目标远未达到。新教育大大贬低中国的传统价值，且未能吸取有建设性的西方思想成果，而不是他所想象的融合中西，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711]

许多知识分子被卷入文化的旋涡。由于肤浅的西化以及本土价值的式微，中国几乎丧失自我认同。一个英国人在1909年作了如下的观察，似非故意的夸张：

中国基本上已改变了。以前是世界上最保守之国，而今似有许多的激烈改变。当我问一传教士的看法，他说已离开中国三个月，所见可能已经过时，不足信赖。^[712]

接着他预测儒教将亡：

西方思想甚是强劲，其控制自然界之力使其声誉极盛……儒教必在西方物质主义之前衰亡。中国将失去其宗教、旧思想，而不能换取新的，在无限的痛苦与耻辱中徘徊，其罪恶可能带给全人类。^[713]

此有如末日的预言。所说显然带有传教士的偏见。他希望中国能拒斥西方的科技，而拥抱基督教。当时很少中国知识分子会同意他（康氏即不会同意）。不过，后来的发展竟证明他的悲观预言相当的正确。

我们怀疑在当时的情况，康氏希望经由教育改革以臻中西文化价值的综合，会有实施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长久以来，古代圣人的道理大都是空言，而不能力行。希望高官厚爵的士人当然读过儒家经典，并据以作文。官员必尊崇圣人，以免不好的后果。但一般而言，儒学并不是一活生生的学说，能够指导知识界的言行。在一个仅仅一部分儒化的中国^[714]，国魂面临消亡。

至少在康氏生长的晚清时代，确是这般情况。慈禧太后像历史上许多君主一样，知道“帝国儒教”可作思想工具之用，不会迟疑不用。

李剑农说过，慈禧虽不曾太注意儒家德行，她总是运用儒家德目中的皇权来对付他人。^[715]

李氏还可以进一步说，虽然她所应付诸人少能真正力行儒术，虽然他们知道儒家德目不过是他的思想工具，但少有人敢公开怀疑其力量。一切似是在作伪，表面上依附传统规矩，以及口头上讲究五常，并不足以证明此乃真心服膺。传统虽未尽亡，但士大夫之中少有真正力行儒教德行者。少数的例外不能改变大局，到民国时代，这些少数也都消失了。名诗人徐志摩提醒人们，仁义礼智信犹如尸体，飘浮在污浊的人文之河上。^[716]

张君劢描述近百年来为精神真空时代，因中国思想在此一时期中没有信仰，无论学者和群众都不能据之以生存和战斗。^[717]

张氏责怪康有为、胡适和陈独秀造成真空。他坦白说，儒学和理学经19世纪中叶迭遭攻击之余，已成僵尸，康氏乃是制造“真空”的第一人。^[718]

我们不敢说张氏对康氏的评论是公允的，即使对胡、陈似也过分。“真空”的形成乃是由于长久的历史因素，早在康氏出现之前。他要改良儒学正是要挽救伪儒学之弊。^[719]

他力求把新生命注入式微的旧传统，而不是摧毁旧传统。要责怪他破坏儒学价值，无异责怪一个医生未能救活垂死的病人。有一小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确要埋葬儒学。他们（也许除了胡适以外）是不妥协的西化者，他们提倡“文化全录”（cultural decalcomania），把近代西方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社会中来。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对待现代化问题过于简单，以及过于崇拜外国。^[720]

我们甚至可以责备他们加速文化的衰微（康有为受到同样的责备）。但是他们并没有消灭中国道德传统的能力。有生命的价值经由复杂的历史因素积久而成，不可能一下子出现，也不可能被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激烈言论所销毁。再者，其活力一旦消沉，少数人也不能立即使其复苏。(www.daowen.com)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为新教育的制造者或成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文化衰微的过程。此一过程的速度与日俱增，他们对旧传统的态度也日渐仇视，他们的“仇视”更加快了传统的凋零。^[721]

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有好几代了。第一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过渡人士，他们仍然根植于旧学，但由于关心本国的未来，使他们感到必须采取新思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是这一代的著名代表。接着有20世纪初留学的一代，他们之中许多人可说是近代中国最先“失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康氏以及其他人所促成的新教育之产品，虽然仍熟悉旧学，但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一般已不深信。胡适和陈独秀即在其中，虽然二人的思想并不一致。他们之后，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知之甚鲜，对西方文明也不一定晓得很多——他们是五四的一代——“这些年轻人出身现代学校和大学。一大批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给予他们同情并鼓励他们去反对家庭”。^[722]

铸造此一代人的态度似有两个因素。清廷之倒台不仅损及“帝国儒教”的威信，同时造成动荡和不安，自易使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将政治、社会以及道德上的毛病都归罪于儒家。他们既把儒家视作中国文化的整体，自然会要求整个旧价值的激烈转变。

另一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态度的因素是新教育的本身，比想象的要西化得多。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学校即不要求研读儒家经典，学生们全力致知于非中国的课目。到了1920年代之初，不仅大学的教科书是外文书，教师们说明原理的例证也大都来自西方。^[723]

年轻的一代失去了获得本土文化足够知识的机会。^[724]

未经深思地接受了民主与科学，不足以消除中国社会混乱之害。^[725]

从西方引来的自由主义虽笼罩学界于一时，但由于自由主义者不能制造他们所需求的机会，很快便过了时。^[726]

提倡移植西方头脑到中国社会之躯中的胡适，被指责为“造成中国之病的毒素之一”。^[727]

许多年轻一代之人由于失去共同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变成了“心理上和社会上失落的人”。^[728]

混乱的政局加深了他们的痛苦。他们在思想上感到迷惘，在情绪上感到挫折。茅盾曾写道：“不知什么是对的，整个世界变得太快，变得太复杂，太矛盾，实在令人感到迷失。”^[729]

道德上的麻木造成思想上的迷惘。茅盾描绘出无目标而伪善的知识分子：“每人都只顾目前……每人追求个人的好处……没有道理，没有目的，没有原则。然每人所说的似乎都很好。”^[730]

此与旧时代人人说孔子一样的好，又有何不同！

茅盾的判断也许过于以偏概全。无人可以否认，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真诚地忧虑国家的前途，决不亚于19世纪90年代的前辈。由于时代不同了，他们救国的办法也大不相同。“选择牺牲传统文化以换得现代化的国家主义者，取代了希望现代化而无须抛弃国粹的文化主义者”。^[731]

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想把“孔教”从低潮中激扬起来的努力，注定不会有效。但是要完全打倒过时的传统之人也没有成功。自由主义者要打倒一切旧的，倡导西方价值，但一大部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还不了解他们所说的。造成本土传统式微的传统心态和行为，不能够为“民主”、“科学”、“自由主义”提供生长的沃壤。若有和平和从容的时间，这些西方价值未尝不能生根并逐渐生长。可是不仅没有和平，也无时间。1920年代之末，内战暂时停顿，但外患却日见显著。到1930年代后期，整个国家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在危急之时，不论中国和西方的价值，似乎都无关宏旨。迷惘和失望的年轻人乱抓主义，就像溺水之人乱抓可见的浮木一样。马克思主义由于具有肯定的教条，提供一种可资慰藉的信仰，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保证，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比较而言，“维新主义”牵涉到过去，他们并不熟悉；“自由主义”要求他们对每一事深思，而无一事可资保证；他们自然都倾向马克思主义了。此为“毛泽东主义”铺了路，终要消除所有的“封建”（传统）文化、所有的“资本主义”（西方）文化^[732]。

近有人说，像中国那样的社会很难现代化，因为传统太强。“中国注定要比传统之根较浅的国家难以获得外国模式的好处”^[734]。此一普遍认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无理。不过，例外也是很显著的。例如19世纪的日本就是一很传统的社会，但现代化却有光辉的成绩。从德川转化到明治大致是由于当时传统价值和建设性创新的结合之果。武士道以及当地的儒学为“文明开化”提供了基础。^[733]

也许我们需要分辨活的和死的传统。一个活的传统在长时间中，每一代的人都能身体力行其价值。因此，一个社会维持其旧传统的能力乃是其本身活力的指标，显示社会中之人大都能关心到眼前以外的事。在这种社会中，当环境迫使改变以图存时，保守派（传统为他们道德存在的根本）会扮演创新的角色。相反的，在一古老社会中，大部分人已不能掌握传统。反对改变的并不是真正出于希望维持式微的传统，而是不愿改变习俗，或者惧怕伤害到既得利益。传统成了文化上的“余痛”，自不能形成向上的动力。“保守主义”并不包括个人的信念，而常常被用作藉口。像这样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成果，无论是要发展一新社会秩序，还是要保存既有的社会结构。

此一情形似乎出现于帝制中国的末年和共和中国的早年。所有改革的努力都会受挫。胡适是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信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新文化，但在1926年之夏给徐志摩一信中，却对他自己在现代化上所作的努力，有十分悲观的看法。

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我们固然可以自我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于我们无关，话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满地都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这就是种新因了吗？^[735]

胡氏在同年稍后又说，每一个制度在西方实行得好好的，一到中国就觉得乖异难行。

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那一件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736]

胡适及其自由主义者同道未能显示有效的结果，迫使没有耐心的知识分子们另寻其他的方向。其中的一些人投向“无用的过激主义”。^[737]

当“孔丘、朱熹的奴隶”事实上已被消灭之时，“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应时而生，并不值得惊异。^[738]

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和胡适的自由主义都未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不过，人们会觉得康氏诊断中国之病的药方要比胡适的正确。康氏认识到文化衰微的症状，并思加以缓和。而胡适未能见到“孔家店”已无多少顾客，要打倒它，无疑是打一死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