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的建议似有三个构想：（一）教育至少是小学要普及和强制；（二）教育不仅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且培养新的思想观，新的想法，不受传统约束；（三）追求西方知识的同时，不应放弃中国的文化遗产。

上文已述及，康氏的普及教育思想借自普鲁士。他说到佛雷特列克大帝在各乡都设立学校，命令所有满6岁的儿童上学，家长如不从此令，将要受到处罚。^[682]

中国也应使所有平民子弟入学。^[683]

我们不禁要猜想，假如变法略有所成，中国必可在几十年内大大地减少文盲。

康氏以教育改革为转变中国人世界观的凭藉，从习俗的保守观到新的进步观，可从他的“上清帝第四书”中见之：

泰西当宋明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数十年间，哥伦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684]

据此，康氏建议皇帝鼓励创新，授荣誉给对新学理有发明的人、对新机械有发明的人。可以扩大学子视野的课目，如史地等，须在小学时就讲授。^[685]

康氏显然希望中止中国“教皇”的有气无力的影响，而欢迎一个中国“培根”，以开创一开明的新时代。他本身似亦不反对扮演此一角色。

康氏仰慕西方的进步精神，并认识到科技的重要，但是他并不崇拜科学，以为万能，以为是人类的救星^[687]（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即有此种崇拜之心）。^[686]

他并不要放弃中国的道德价值。在他看来，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与保守主义一样有害。就这一点看，他是温和派，或如梁启超所说的，“既进步又保守”。^[688]

作为一保守者，康氏依附国粹，以其所认为的真经为最高表现。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此一立场。例如，在1895年，他上疏建议皇帝尊重儒学，鼓励有学问之人推行儒教于域外。^[689]

他在1898年建议以儒教为国教。^[690]

在民国初年，他仍然推崇儒教，并推广其影响。^[691]

不过他所提倡的儒教与传统的有异。^[692]

他是一儒教改良派，因此不能够简单地称其为“儒者”。^[693]

康氏确实相信，健全的教育乃是中西合璧的。他于1891~1893年在他广东的私学中^[695]，讲授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说及中外历史，同时讲授儒学、宋明理学、佛学以及晚周诸子学。^[694]

他极力介绍西学，但同时要求他的学生给予中国的文化传统适当的注意。(www.daowen.com)

康氏认为中国文化仍有其价值，因此值得保存。康氏有其同道，例如丁韪良对此有这样的说法：

丁韪良不似其他传教同仁，对基督教义作极狭窄的看法，故不避忌异教中国有吸引力的哲学，以及令人愉悦的中国文学。事实上，传教士中的学者们，自17世纪的耶稣会士以来，大都倾慕博深的中国文化，那个使中国成为远东最有学术国家的文化（当然，由于政策的关系，他们常常不敢明言）。^[696]

约60年前，一个在中国服务的美国外交官有以下的看法：

的确，中国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良好方式，并考虑他们成功的道德因素，否则不能成为一有效率的国家。但中国也必须认真对待其自身文化的精华……抛弃过去的逆流，中国仍可以新面貌而不失国性，而成强国。^[697]

有趣的是，即使身为新文化的先知胡适，有时也表现对中国“旧文化”的欣赏。以下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假如接受伟大的西方文明必须采取断然取代的方式，而不是有机融合的方式，则将是人类的巨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吸取现代文明而不废止自己本身的文明？……对此一大问题的解答完全依赖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中国思想领袖们，以及依赖机智和技巧使他们能成功地焊接中西文化中最好的部分。^[698]

康氏也关心此一问题的解决，并提出取新而不废旧的独特看法。他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中最好部分并不一定正确。在运用他的方案时也不一定很机智，很有技巧。但他对待问题的方法断不能说不合理。康氏颇惧贬低中国文化将导致“断然取代”，而伤害了一个健全传统的一致性。此一结果，很可能使中国大变，而仍然不强。研究20世纪新兴国家的学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惜一切保存传统文化与摧毁传统社会的整个结构之外，尚有第三条路可走，即“使旧社会走向现代化而逐渐修正，并保持一些传统的因素”。^[699]

大致而言，此乃德川日本所走之路，也是康有为所希望走的路。

前已述及，胡适以“实验”作为文化革命的支柱，背离了詹姆士和杜威的心意。詹姆士说：

新真理永远是“中间物”，是转变中的润滑剂，使旧观念和新事实相结合，尽量不使其脱节，尽量使之衔接……我现在特别要你们注意的是旧真理部分……对旧真理的忠诚是第一义。

在杜威看来，“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每一个问题的理性讨论，必须使旧习惯、旧风俗、旧制度和旧信仰与新情况相衔接”。^[700]

我们提到过，胡适曾经相信历史延续的重要，以及中西文化需要“有机地”融合。他因而似也附和詹姆士和杜威定下的原则。但令人沮丧的民国情况可能使他感觉到旧文化已无可救药，因而使他改变“实验者”的立场。他在1918年写道：很明显的，我们的政府充满了贪官污吏，但我们仍然要歌功颂德。^[701]

至此，不再强调历史之延续，而主张与过去断绝关系。传统社会的支柱——家庭受到攻击，因其养成“依赖性”。变局使所谓不变之道显得荒谬。^[702]

他承认“道德”并非中国苦难之故，而是未能力行。他不曾说过仁、义、礼，以及其他主要的儒家德行本身，与现代西方国家在道德上和社会上毫不相干。

康有为也批评儒家的道德传统，仅是口说而不能力行。他将腐朽的中国传统与值得保留以及与新形势结合的传统分开，以便在现代化过程中减少脱节，保持高度延续。我们可以想见，就这点说来，康有为比胡适更像一坚持的实验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