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康有为都不赞成用集权方式来从事经济现代化。但这种方式在今日为开发中国家的领袖们所乐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问题是：集权方式会比孙、康的方式更有效吗？

开发中国家的领袖们无疑是反殖民地主义的，他们经常怀疑殖民主义者，如英、法等国所施用的方法（这些国家正好是民主国家）。这些领袖人物多少都是民族主义者，亟思迎头赶上工业化，但并不要抄袭英美资本主义模式。他们对西方议会政府的失望，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评的影响，遂倾向接受共产主义所信仰的，以集权方式来完成现代化。^[647]

有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最近试图解释此一集权取向。有一位提供了历史原因。经由“自由企业”推动工业成长的19世纪，其条件已不存在于20世纪，更不存在于今日的开发中国家。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也随之改变。工业革命基本上是一演进过程，而非事前可计划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看到工业经济之必要，而想强力以行。当然也就取集权的计划求成长。再者，他们不知个人乃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以及个人的企望与社会福利之一致性，自不必理会“自由的传统”，而采取集权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648]

另一位作者的结论大致相同。他深信“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不可能行之于西方之外，至少是在这一代行不通”。为达成经济现代化的“大跃进”，“落后国家”也许必须牺牲人身自由，甚至于牺牲人命。^[649]

这种议论未尝无理。落后国家的人民对现代经济生活所知不多，对民主价值也不太在乎。大众的无知和漠然正好使领导人自求独裁。孙中山和康有为未能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可以证实用集权方式现代化的论点。

不过另外的一些经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们指出贫穷国家的领袖，在寻求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时，用了各种不同的集权方式，但并未实现梦想。此一问题的解答不必远求。“集权并不比较为松懈的议会政制更能排除保守的历史因素，而促进工业的进展”。^[650]

另外一种看法是：现代化用不着政治恐怖与经济集中，集权统治只会阻碍而不是促进成长。经济成长是可以在民主统治下发生的。当然，集权主义并非无利，如能强制转移经济盈余以累积资本^[652]，能不顾一切地执行计划。^[651]

事实上，导致18、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的力量和环境并不存在于今日开发中国家，此自然成为一种说法，认为苏俄而非汉诺佛英国，乃是经济发展的模式。^[653]

但集权统治仍有某些不利处。实际经济显示，集权主义和独裁政治并未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不理会人身自由，经济上的成功也无保障，滥用政治权威可以导致愚笨的经济策略。权力不一定腐败，但一旦在不懂经济事务者的手里，想改善经济，却反而害之。有无限制权力的人不一定是对国家和经济有可靠识见的人。严格的控制和设计不能鼓励企业创新，或对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发明精神。苏俄的确在工业化上有相当的成功，但我们也可以说：“较多的自由很可能避免斯大林对农业作强制增产的恶果”，而“较多的变通可能避免因中央控制所造成的绝大浪费”。^[654]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强逼中国老百姓工业化达于极点，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655](www.daowen.com)

研究亚洲六国情况使当代一位学者相信，迟滞以及不智的政府决策（不管是否集权）证明有碍经济成长。由不变通和不能批评的计划而产生的政策——如把资源投向不具经济价值的计划，不合理的限制私人工业、商业，设限阻碍外国私有企业，以及忽视农业所需等等，都有害进步。^[656]

完全依赖国有经济将会自取失败。

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用多元方式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一种“公私双方合作”的方案，使经济权与政权尽量分散到社会之中。^[657]

“民主方法”甚至可与社会主义经济共存。即使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中功成而亡，也不会过时。“普选、政党、议会、内阁以及首相，仍可能是处理日常工作最便捷的工具”。^[658]

政治因素与经济建设相关，并不支持集权方式的说法。预测政府控制的有效，一如倾向于自由经济，都可能犯错。政府行动和个人努力应该合起来，而不必相互排斥。两者乃互相配合，而不能任选其一的。^[659]

明治日本的经验显示一种可能性，即政府经常主持现代化，同时妥善地让私人企业参与行列。^[660]

集权领袖们以为不会有错^[661]，他们实难以自制，或允许私人创业。

在此不能评判此两种方式——集权与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优劣。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康有为和孙中山使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失败，并不证明民主方式缺乏其本身的价值。苏俄、中共以及一些亚非国家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集权主义方式并不是对付经济落后的万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