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现代化的方案一部分取法于19世纪的欧美，一部分取法于明治日本。在此之前，帝国政府必须重生，像明治政府一样，发动经济发展，以达成一个依赖私人企业的工商经济。此一计划本身看来合理而诱人，但造成现代日本的环境不存在于晚清。光绪皇帝就不是明治，不论他个人的能力，他所处的情况大不如明治。戊戌之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不久朝代也被推翻。
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采取了一个不同的途径，来解决经济现代化问题。孙与康主要的不同点，可以简单地说是：康寄望于私人企业，而孙倾向社会化。孙氏有关经济发展的早期见解，可见之于1894年上李鸿章书之中。[623]
当时他的立场与改革派雷同。他认为欧美富强之基，并不全在坚船、利炮、强垒和劲旅，而且也在人尽其才和地尽其利。他特别主张设置农局以帮助农人，输入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并设立农校发展科学知识和技巧。科技乃是工业的基石。尽量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工业化。商业生成可使货畅其流。政府必须扮演双重角色：给私人企业以帮助和保护，以及发展航运和铁路交通。[624]
不久之后，孙中山的看法就已改变。他看到当时的政府不愿也不能改革，乃决心革命，创建民国。整个环境逼迫他辞掉新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时在1912年的4月1日）。当年8月24日他接受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与新总统讨论建筑铁路和发展工业的问题。接着的几个月中，他在一些演讲和文章中发表他的意见。在这个时候，他虽已明白道出社会主义的意向，但并未祛除工业化中私人企业的一席之地。因此，10月10日在《中国新闻》（China Press）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了实现全国的铁路网，必须要利用外资，即邀请个人或私人公司在与政府无关的企业上投资，乃是“纯商业性”的。[625]
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之后，他又说：
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近世资本主义之天然演进，对于劳动者常与以不平之待遇，故吾人当力避之。间尝熟思深虑以求解决此问题之策，其策维何？民生主义是已。[626]
“民生主义”仍是他为社会主义所选取的独特招牌。他并不要将所有财产都重新分配，他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他不过是要能给劳动充分报酬的经济制度。这样的话，所有的铁路、公共设施、运河和森林必须国有，以及所有来自土地和矿产的收入要归国有，以支付行政所需与社会福利的支出。[627]
同样的想法也可见之于别处。民国元年稍早，孙氏就承认工业是外国富强的根基，故工业化乃中国的紧要课题。不过他说：“所惜者，社会主义未能明了，以至贫富不均，实业不易发达。”因此中国讲求实业者必要得此教训，学习社会主义。[628]
当一个记者批评他主张铁路国有时，他反驳说，反对者乃基于资本垄断的经济理论，而他所采用的乃是民生主义。[629]
此后他的想法大致未变。[630]
“民生主义”乃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及其他改革派不同之处。然而孙氏计划中所包含的经济现代化项目大致与康氏相似。孙在1913年替国民党所拟政纲的经济部分尤其可见。他要求农业、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现代化，更详细地说，他要求政府的计划应包括开垦荒地、国家森林的设立、洪水控制、开矿制造、推广外销以及发展交通和通信系统。此外，他认为必须彻底整顿财政制度，建立中央银行，得以全权发行纸币，并采用金本位。[631]
孙中山不曾明白地排除私人企业，不过他予人的印象是要全心全意的社会主义，或用他的名词“国家产业主义”。[632]
他说话像是共产主义者，而心目中要的是一种混合的制度，结合某些有节制的民主因素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立场不能为倾心于西方政治经济自由主义者所接受[633]，也不能为对私人企业更有信心的康有为所接受。
孙氏在《实业计划》一书中说得尤其清楚（写于欧战之后）。[634]
他认为中国的实业发展须经两个途径，一是个人企业，二是国家经营。他接着为此两个途径作界说。国家经营包括具独占性而不能让私人插手的行业，其他则为个人企业。但政府并不高高在上，它必须鼓励和保护个人企业。废止一切不利经济的税收，改正不良的币制，排除其他有碍经济成长的一切。政府应提供有效的交通设施以利个人企业的推进。[635]
但他明确地强调国家经营，在此一长文的结论处，他发出自由企业危险的警报。他深怕经济发展将不免产生大企业家，导致经济上的不均——与民生主义不符的发展。因此，所有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大企业都应收归国有，仅让小企业由个人经营。他的实业计划之最终目的是利用“外国之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之社会主义”。[636]
结果，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国家经营和个人企业原是双管齐下的经济发展，而终是两个层次的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最高的成效。(www.daowen.com)
孙氏的广泛计划，包括全国铁路网、公路、运河、电报、电话、无线电设备、钢铁水泥工厂的设立，各种矿产的开发，总之包罗了先进西方国家重工业的每一部门，自不必细表。轻工业也受到他的重视。他见及制造消费品的“工业本部”之需要，以供家庭之需，生活之舒适[637]（在此可指出他与康有为在工业化最终目标上，相当一致，即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汲汲于国家的“富强”）。
孙氏寄重望于外资来实现其志愿。[638]
他一度估计，如中国能每年有1000万元的资金，将需60年完成20万里的铁路。因此，开放门户吸引外资以投向铁路，是聪明的办法。[639]
他曾说，由于外国资本以及外国技术，日本在几十年中成为强国。[640]
欧战后的情况使他深信，国际合作来发展中国工业，完全是可行的。[641]
孙氏认为政府的积极行动，为发动工业化之所必需。无论如何，政府必须主动推动基本工业，如矿业和机械制造。[642]
即使在中国已经现代化之后，政府仍须扮演重要角色，拥有以及管理这些工业，使其国有化。[643]
显然的，政府为了执行国家企业，必须熟悉技术与管理方法，且要有高度的行政效能。
有点奇怪的是，孙氏至少在一处曾辩称，中国在未能改善经济情况之前，政治问题不可能解决。他在1912年8月写道：
民囯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来，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644]
但我们难以理解，如无健全的政治秩序，工业化又从何开始？
这并不是说孙氐的计划未尽妥善。如他所说的发展港口、水道、铁路、通信网等，都是现代经济建设的要务。[645]
不管列宁的殖民地理论以及从左而来的反对外国公司呼声，仍有接受外资以及外国技术协助未开发地区的余地。[646]
但不论计划如何妥善，断不能在缺乏政治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不稳定的民初政局毕竟使经济无以发展，也未能鼓励外资和国际合作。当政治情况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略微好转之际，经济开始上升。但中日战争接着而来，中国必须为生存而战，暂时将经济建设置诸脑后。战后的大部时间用在重建以及与共产党力争控制已经贫穷的中国。
就此看来，孙中山解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方案（不止一点与康有为的相同），并不比康氏的方案成功。之所以如此，大都是因政治环境不佳。康氏想重振衰败的帝国来实施现代化，而孙氏理解到现代化必有赖于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立宪的失败，使革命难以避免。但中华民国并未能提供有利发展工商业的环境。此足以证明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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