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成长不会在社会真空状态下产生。在任何一社会中，必须要有若干条件才能发展经济。假如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能促使新型企业产生的社会结构”，实属幸运。^[584]

一个健全的政府应具有这些结构的基本要素。^[585]

日本在短期内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乃得力于若干有利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早见之于德川时代。除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明治政府起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当然，仅靠新的政治秩序，不足以将农业社会转化成现代国家；但同样可以说，没有此一政治秩序，日本不可能成为一全盘的工商经济。不错，明治领导人不过是在维新后草创工业，而且逼于经济上的需要在1880年代之初以政府企业来取代私人企业。^[586]

然而，假如没有政府的领导，日本是否能产生具有特性的经济革命，甚可怀疑。

中国则完全不能表现有效政府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中国虽有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却没有武士阶级。假如士大夫阶级中主张改革者有权位的话，也许可以像明治官员一样，执掌一个有效的行政系统。中国没有“大名”作为国家工商业的先驱，但一些封疆大吏也做了一些同样的工作。中国没有产生“财阀”，但也有一些具有企业才能的人运用西法制造与经营，赢得外人的赞赏。不过，由于两国政情的大不同，中国阻碍了工业发展，而日本迅速成为近代强权。^[587]

中国比日本大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将农业经济转化为工商经济。日本需要几十年完成“明治奇迹”，“欧洲一线文明得以在日本口岸上发生有建设性的影响”。^[588]

中国需要更多的几十年以渗透广大的腹地，使帝国经济转变。不管如何，没有决定性的政治改良而要使经济成功地转变，诚可怀疑。^[589]

当中国逼于西力而现代化时，国势已迅速地走下坡，最后导致国内权威的破产。^[590]

欧洲工业革命及其扩张时期正值中国衰微之时。这是中国的不幸，当时中国的皇帝远不如他们的前任有才子。^[591]

衰弱的政府及其无精打采的官僚，无法带领经济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事实上，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秩序与安定都办不到。

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大都认为政府领导的重要。他们指出，较后发动的工业化不能像先进国一样从容不迫。后进者必须依赖政府的计划与指导——“政府主持的强制”——以导致快速而有秩序的发展。^[592]

只要有良好的工业化计划与其他经济设施，不管政府的主义如何，都可促进成长。^[593]

公家计划自不必涵盖经济的全面，而不予私人一点机会。不过，政府须明确地规定国家的目标，动员与分配主要的资本和劳力，开拓公家部分的经济，引导私人企业。^[594]

政府至少要能提供促进经济成长的政治条件，治法必须维持，制定规章以便商人决策与推广业务，保护私人权益不受侵夺。没有法律与程序，工商业不可能平稳地发展。^[595]

政府也要在公众事业上投资，从公路、铁路、水运、电报、电话到电力厂、学校与医院都要顾及。没有这些设施，发展便有障碍，在这方面私人资本不足以产生大效果。^[596]

当然，不聪明的以及过度的政府干预也有碍经济。^[597]

但一个没有法度的政府当行不行也足以阻遏经济。适当的政府领导经常是有利的。^[598]

一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醒大家，需要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方向。他不否认地方官吏对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但认为像李鸿章那样地区性的权力不足以取代全国性的权力，不能与明治当政者之总领全国相比。假如戊戌变法有较好的结果，经济情况可能会改善。^[599]

另一位学者赞同此一说法，说是“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大都扮演重要的角色”^[601]（康有为会全心赞同此见，他甚重视中央领导，以至主张废省^[600]）。

简言之，有利的政治条件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中央行政要足以保障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官僚基本上要诚实，能确实赢得工商人士的信赖，而且政治精英分子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来引导大家——这一切将构成一经济发达的整个环境。不幸的是，这些都非19世纪的中国所具备。式微的政权无能追求有意义的经济政策，或执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计划。^[602](www.daowen.com)

某些地方或私人兴办实业，但政府不能指导或控制。相反地，政府只有让错误的计划、不善的管理、经济上的浪费、官吏侵夺或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自食其果，而毫无办法。^[603]

清政府连提供企业的最基本条件都没有。大小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从鸦片战后连遭外国的羞辱，无论实力与声誉都大受损害。太平天国之乱严重威胁到朝代的生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政权，但民国政府并未能提供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环境（可能更坏）。不断的内战连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定都谈不到。多少年中，中央政府虽未漠视国家所遭遇的经济难题，但无力起领导作用，即使有关国家安全的方面也是如此。^[604]

中华民国不如明治日本之幸运，没有承继到一个有能的行政机构。负债累累的政府足以阻吓长期投资，使老百姓只敢用传统的老办法来赚钱，避免将“财富暴露”，以至招忌招祸。^[605]

即使最有胆量的人，要在重要而有利的工业计划上投下资财，也要三思。^[606]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精神”难以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的，这方面都让给了外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里的外国人。^[607]

官吏和政府本身（至少在清朝时如此）是工商企业的障碍。中央和地方机关侵渔夺取。^[608]

其中最有害的是让亲友干扰实业的经营和管理。不够格的人员不仅有碍，而且使士气低落，专事逢迎，而不好好做事。^[609]

雇用无能之人不是好的商业做法。^[610]

即使官方影响力存在的本身也可以抑制企业的发展。著名的中国企业家张謇曾抱怨说官员干涉，商民袖手，任何有希望的事业可随时失败。^[611]

从事企业的商人可能想勾结官方以自保，而卒成官方的附庸。^[612]

但这种做法对企业精神毫无裨益，而且将官场伎俩用之于企业有更进一步的坏处，容易养成官僚的生活方式，结果是：

中国商人未能建立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只是效法官僚作风，并在他们的行业中，输入官僚式的做法。于是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如无效率、官样文章和营私，来自政界，而出现于商界。^[612]

当然有许多例外，但中国的“政治式商人”毕竟不同于明治日本的“政商”，未能成为财阀，给国家带来极多的经济发展。再者，我们不能忽视有些商人不曾与官员勾结，对官员无信心，经常也不愿或不能大事投资。^[614]

政治因素有关经济发展更可见之于一事实，即在中国某些地方以及在某一时期中，当政府能提供某种程度的领导和稳定，经济便向前进。有人已经指出，在193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的行政较前几十年稳定，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对国家前途有了信心，信心由于稳定显著地生长——无论在政治、财政和经济事务都有改进。这种有希望的情况未能持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经济成长的希望随着难得的国家安定一起消失。^[615]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仅达成稳定。事实上，它“在经济上也扮演了肯定的角色，并带来制度上的改变，长远地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930~1936短短几年中，实施了几项主要的经济措施，包括关税自主（1930）、取消厘金（1931）、改革币制（1935），以及决定四年经济发展草案（1931）。计划虽未实施，但证实政府要工业化的决心。在这几年中，中国虽仍远落后于日本，但成长率上升甚速。^[616]

政治因素的重要也可见之于近年来的香港^[621]、东北^[617]和台湾^[618]。当然我们不能高估政治因素。在缺少其他有效因素时，有效政府不一定促进经济成长。但有理由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和适当的政府领导，即使有其他有利因素，也不会有持久不断的经济发展^[619]。康有为请求中国政治和行政的重整（特别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时，可能已经知道这一情形。^[620]

他相信有结果的工业化有赖于健全的财政管理、有效的行政。他更进一步宣称，一个妥善的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建立，他所说的一切改革毫无实际意义。^[622]

此一程序从未出现，他的工业化中国前景，一直是政局衰败和社会混乱中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