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有正确的方向以及选择正确模式，并不能保证成功的经济现代化。事实证明，康有为的建议只受到清廷一点点的注意。他梦想中国从停滞的农业经济变成工商经济因而甚是渺茫。我们不禁要猜测，在19世纪结束时期那种历史情况，即使清廷实施他的全部计划，是否能像日本一样成功，颇令人怀疑。很明显的，造成近代日本的因素与动力并不存在于中国。
两国最不相同的是：明治维新为一个基本上健全的行政体制而注入了新观点和新力量，戊戌变法时满洲统治的中国则已因内在的衰弱而趋于死亡。[545]
不管德川政府如何不好，却能给国家大致上以和平、秩序，以及称得上有效率的行政，这一切都成了明治日本宝贵的遗产。清政府的表现远为逊色。源自专制制度的弱点在朝代的全盛时期已见端倪，成为长年积久的行政腐化。[546]
满汉之间的对立与猜忌，1890年代和1900年代帝后的不和，无能、无知、腐化屡见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早已过时的行政程序和规范——这一系列的政治衰微的征兆，虽引发康氏及其同时人要求改革[547]，却不能给经济改革带来有利的条件。唯有西力东来不恰逢中国衰微之世，如在康熙和雍正的时代，其结果才会不同。
与日本武士略等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无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也有病兆。早在1810年代，一位有名的学者早已提出警告，各阶层人民的智力都在衰退，即使是小偷也显得笨拙。[548]
一般人经常认为中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儒家价值，倾向于阻挡革新，藐视功利，成为经济发展的消极力量。[549]
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明治日本也带有传统力量以及儒家影响，但仍然能够有长远的经济变革，使旧势力为新目标所用。[550]
中国经验与日本经验之异，似有别的原因。
显然的，维新的力量来自具有活力的传统，而决不能得之于已经丧失活力的传统。封建日本的价值系统之所以能在心理上或道德上支援明治维新，乃因直至德川时代的最后时期，一般人民仍然尊其传统为实际上的行为规范。但中国的儒家传统却未能如此。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派系倾轧、官员贪污，以及官僚失职[552]，在在不符儒家教条，可视为精英分子在朝代末期道德沦落的指标。嘴巴上仍然称颂儒教，但实际上经常是空言不实，毫无信念。中坚分子中绝少具有相当于“武士精神”者。[551]
虽然公开讲论传统价值，但他们少能保存这些价值。他们不能力行，事实上已使传统价值式微。改革派亦因而难能找到积极的人员来推行新法。即使光绪皇帝授权给他们，也无用处，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553]
衰亡的传统无法担当复兴的重任。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必定会阻碍创新。当我们讨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时，应有明治维新的例子在胸。
领导人的素质自为现代化成功的要素。[554]
中国改革派领袖的能力颇令人怀疑。[555]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虽无武士阶级，但一些变法人士确有某种程度的识见和毅力。康有为和他的同道们可能对中国传统经济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全然了解。但就当时历史环境而言，他们的变法议论，并非完全错误。戊戌六君子（至少如谭嗣同）不下于吉田松阴之愿意牺牲奋斗。我们不得不想到中日两国面积的差异（中国本土约2279234平方英里，日本仅有142726平方英里）以及人口的差异，可能对中国不利。少数人的影响力在亿万人之中自然显得微弱，而明治领导阶层可能比康党还多，在岛国自会起一定的影响力。最近有人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需要建立一公众行政的机构，以及有教育的一群，才能进一步启蒙大众。[556]
在中国，启蒙的工作——“培养创新的精神”[558]——必定是较日本困难得多。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识字率远较德川日本为低。不仅是领导人的素质，一般群众素质之低对中国也有消极的影响。国土广大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情况。小巧的国家如日本，一点点的创新便可变革整个经济结构。日本在明治初年的成就，若移之于中国，可能也只有一点一滴而已。相反的，中国在1912~1949年间的成就[557]，如移之于明治初年，也可能有更惊人的成就。
在此可简略地观察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大势。中国经济的迟滞发展毋庸讳言，不过自1860年代以来，有限度的工业化已经开始。[559]
19、20世纪之交，许多不同的工业计划也已着手，有的是由本地人推动，有的由通商口岸的洋人推动。这些未能使整个经济结构起变化，但“成长的信号”已在1890年代出现。[560]
棉织业的成长尤其显著。1891年开始时只有11个厂（6.5万匹），到1928年增至120个厂（385万匹）。[561]
除了农业因持续灾荒和政治不稳而停顿外[563]，在其他部门都有所发展。[562]
“买办资本”与私人企业，大多数在通商口岸和沿海省份，都有一些进展。[564]
这一切仍不足以与日本的成就相比。[565](www.daowen.com)
但无论如何，中国已开始走向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所企望的道路。
不过进展是既缓慢又迟疑的，经常不走阳关大道，而走羊肠小路。一位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将工业发展分为三期：1914~1920，1926~1936，1938~1942。其间既无长期的停滞，也无持久而快速的发展。中国在1933年的工业生产（大约11%成长率）与1880年日本的9%可相比拟，但与1900年日本的22%相较，则望尘莫及矣。[566]
自1862~1911年，官商以及中外企业不能说无成，但未能改变经济的主要性格。[567]
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逃过经济停滞，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为何不能持久发展并导致经济结构的改变？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应该指出，一些导致经济发展的条件，如创新的能力、经商的精神、技术的智能，中国并不缺乏，但愚昧尚在。“保守的态度”似乎不一定排除创新，英国的例子最为显著。当铁路系统在1830年代提出时，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包括律师和医师在内，都大声反对。他们认为如让像魔鬼一样的火车头驰过原野，将有严重的后果。但他们的反对并未使创新沉寂，也未阻止英国修建铁路，对经济成长作出贡献。[568]
中国历史也可支持这种推测，在宋朝时就有一些儒家官僚暗中从商。[569]
法律和道义上的责难并未阻止19世纪的官绅从事商业，他们之中较成功者成为“绅商”[571]，可说是后来官僚资本家的先驱。张謇的成功说明传统理念和现代企业并不一定水火不容。他是当时感到必须改变，并立即放弃旧式的制造方法，而改用机器的人之一。[570]
中国人无论保守与否都具有企业精神和才能，在南洋的经济成功[572]，现代资产阶级在内地的兴起，以及上海买办资本家的崛起，都可为证。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恰在欧战之时。在此之前，外国的公司霸占了沿海各省的工商中心。大战改变了此一情势。本地的企业家大多受过西式教育，或在现代工厂和公司中学到经验，继承了洋人留下的事业。由于现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的努力获得丰硕的成果。[573]
买办在洋大人面前不能忘记自卑，却从他们那里学到工商知识，有效应用于本人或国家企业之上。[574]
在19世纪中最有名的买办资本家有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575]
唐廷枢（字景星）并未完全摆脱传统色彩，但他在上海一英商那里当了十年买办，使他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巧来主持中国初创的航业，特别是招商局（他当总办）和中国沿海商船公司（他当经理）。他对现代方法的充分了解，以及高超的管理才能，使一个外国商人说唐某人的想法完全像一个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576]
徐润（字愚斋）在上海的洋行当学徒时仅14岁。在十年之中，他在公司中取得领导地位。他相信与政府挂钩的重要性，乃在1862年买了光禄寺卿的官衔，翌年又买了员外郎一官衔。同时，他着手自己的商业，不久政府即要他协办招商局，并为开萍煤矿的协办。[577]
郑观应即《盛世危言》的作者，其见解前已述及，也在洋行中学到经商。像其他一些买办一样，他经营茶、丝和航运事业。1877年他36岁时，被任命为津沪电报沪局总处，不久其职权又包括其他地方。此外，他又受命建立机器织布局、造纸厂和上海造船厂。[578]
中国也不缺少具有现代技术知识和能力之人。虽说在近代科技都落后于人，却在从前曾对这方面有过贡献。[579]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华蘅芳和徐寿曾成功地为曾国藩建造了一台蒸汽机。[580]
留学美国的詹天佑成为北京一张家口铁路及其他铁路的主要工程师，并在1911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工程师协会。[581]
事实上，在1930年代中国的技工已可替代从前指挥他们如何经营铁路的外国人。其中一些本国人员足能操作大规模的土木工程。[582]
当时一个外国观察家就觉得，中国工人已经可以学习复杂的机器运作。[583]
有了企业和技术的人才，虽然不多，情况并非无望，然而何以中国经济成长未能达到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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