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而有相同的看法，可见他们大致得之于同一灵感的来源——“西学”，大都由传教士译介过来^[482]，由日文转译而来^[480]，由个人在通商口岸学习，或在外交接触中得来。^[481]

广学会经由其出版品起了广泛的影响，销路在1893年与1897年之间，增加尤速。^[483]

积极的会员如林乐知（Young J.Allen）、艾约瑟（Joseph Edkins）、傅兰雅（John Fryer）、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及李提摩太等在《万国公报》（特别是1874年后），及一些其他的出版品^[485]上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器、经济。康有为在1883年就已是此一公报的读者。^[484]

他同时还阅读了一些有关经济事务的著作。^[486]

李提摩太“可能是倡导变法而最具影响力的在华传教士”^[488]，他一定给康有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如何，康氏的许多想法似乎来自李提摩太，此可浏览李氏著作得知。^[487]

“新政策”一文尤与此有关。^[489]

李提摩太于简短的序文中提出，应付人口压力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商业，用武力来关闭商务往来是严重的错误。他界定了必须改革的四个领域：一为教民之法，二为养民之法，三为安民之法，四为新民之法。^[490]

养民之法一词与康氏在1895年5、6月之间上疏中所言完全一样。^[491](www.daowen.com)

此疏在内容上与“新政策”的相似程度令人惊讶。李提摩太所提十事：翻译、邮政、开矿、丈量、工业、机械化、银行与纸币、银元、商业和报馆，只有最后一项不见于康疏之中。^[492]

比较李氏其他著作与康氏其他讨论经济之文，也有相同的结论。康氏几乎完全接受了李氏对经济改革的见解。李氏在1894年所写的《时务新论》^[494]等文，一部分涉及“养民”、“财源”、“科学”、“外交”和“筑路”。这些也都是康氏喜谈的论题。在可能写于1890年代之初的“求儒救民说”中，李氏呼吁18省中的读书人研究中外养民之法，要求皇帝批准他们的发现，以付诸实施。他所介绍的美法为康氏收入戊戌变法的计划中，如丈量、开矿、筑路、币制改革、邮政，以及工业化。^[493]

两人都认为农业现代化^[496]和移民为解除穷困和人口过剩的办法。^[495]

两人也都同意改善人民福祉为变法的首要目标。

我们不必要进一步追究康、李两人的共同点，或其他提倡经济改革者与广学会的关系。不过有一点必须一提。如近人研究所示，在1889年组成广学会中心的39人中大都来自英国，其次来自美国。很少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参与其事。在39人中，有16人为商人，9人为传教士，8人服务于海关，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报人，其余3人在外交界工作。^[497]

很自然的，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他们注视的焦点，而他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应走的道路，充满了英美的观点。康有为以及其他的变法人士大大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他们自然反映19世纪后期英美的看法，特别是私人企业、外贸的重商观，以及依赖银行业和币制来筹集资本。不过，他们并不完全借自西方人士意见。日本现代化的惊人成绩使康氏以及其他人相信，东邻岛国也大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