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经济改革思想的理论上之有效性与实际上之可行性，容后再述，在此不妨将其与通行于1870年代至1890年代的经济思想相证验。下文所述将显示，康氏与其同时代人所想的，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只须举出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样本。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亲信朱采似是最早重视科技教育之人，他在1873年写道，除非士大夫阶级从事器数之学，中国不可能自造轮船。政府须嘉赏新机械的发明者以及新科学原理的发现者以鼓励之，以至有才有志之人不再藐视科技知识与技能。^[434]

翌年，他建议在京师以及沿海各省设置科技学校，教授造船、工程、数学、地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生在学期间给予薪俸，毕业后授予政府职位。^[435]

御史李璠更主直接应经济帝国主义的挑战，“以商敌商”。他在1878年5月20日上疏中认为中国之患唯有一源，即与外国通商。他说在西方，政府与商人携手从事商业，如此则商人得到很大的力量，并反助其本国的富强。近代西方国家不似过去的侵略者，为了征战劳民伤财，而从商业扩张来达到领土扩张的目的。中国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政府不支援商人，而国家日弱，日穷。

李璠主张政府拿出办法来鼓励沿海省份的爱国人士效法外国商人的榜样，组织股份公司，从事国际贸易。政府须帮助他们筹集必要资金组成合适公司，政府应给他们体恤，商人知道有所倚赖，无所顾忌从事“商战”。李氏估计二十年后，中国可遏制外国兵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436]

无工业则无商业可言。李氏认为外贸仍是进出口商，进口中国所需之物，出口国际市场所需货品。中国商人须进口洋货，中国的制造业者须制造商品，供销外国之用。政府必须帮助私人企业家获得科技，购买必须器械，以使中国的纺织业与其他工业现代化。^[437]

李璠折上清廷一年后，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对工商业有相同的建议，罗氏说西方人以商业为国策的基础，而中国讲究礼乐教化，成为西方经济剥削的牺牲品，要改弦更张，中国必须追求富强——通过发展工商业的途径，换言之，中国地土之利，西人之所垂涎者……中国所需于外洋者，吾自制造之，外国之所需于中国者，吾自运贩之。

质言之，中国须开矿，发展近代工业，筑路造船，开拓外贸。为了培养企业精神，政府须鼓励以及保护工商业的利益。对商业有特别成就者授予荣誉，采用保护关税，进口税重于出口税，特别是在中国制造的外国货，以及在外国设立领事馆，如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以及其他有相当数目中国侨民的商埠。很显然的，指导原则乃是政府对发展私人企业要起领导作用。^[438]

郭嵩焘在1870年代后期驻节外国熟悉西国情事，响应李、罗二氏之说，倡导同一模式的经济发展：政府鼓励，私人营业。在致李鸿章一函中（大约写于1878年），郭氏说西方因民商而致富强，民商奠立国家经济的基础，而政府只给予他们安全与保障。是则政府与人民携手共同发展经济资源。在中国，官民之间太少共同的利益。郭氏以此为数十年来自强措施失败的原因。^[439]

郭氏在约略同时致某友人的另一函中，提出另一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富强要基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实难想象人民困穷而国家能达到富强之事。他继谓：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40]

当时另一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更加赞成私人资本主义，他在1895年所上奏折中（他当时仍驻节欧洲），指出：

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

发展商业乃是致富的主要途径。为了致富，政府应让百姓投资筑路（不必投入公款），用现代化方法从事纺织及其他工业（此可由政府协助私人公司成之）。^[441]

薛氏在1891年所撰一文中说明“导民生财”之道。西方国家人口较中国为密，而较中国富裕，此因他们能经由农、工、商的发展来开拓富源，中国再不赶紧效法西方，随着人口增多，经济上的苦难将日益加厉。^[442]

翌年他又撰一文，指出西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西方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所抽的税要重，但西洋人少觉税重，只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故。即使军事费用亦认为主要是为民谋利。再者，当军需制成、船舰造就、铁路通车，许多技工和非技工都有了生路。更重要的，西方政府都努力要求其经济事务将导致“藏富于商”的结果。^[443]

事实上，薛氏十分相信私营的想法，他甚至要私人继政府之后来筑铁路。他说铁路毕竟要以便民为主要方针。^[444]

更具兴味的是，薛氏认识到谋利乃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他在“论商务”一文中说，为了解决中国贸易上长期的逆差，必须使国内工业现代化，特别是茶业、丝业和纺织业，以及发展现代化的交通。他认为这些都由私营。像招商局那样的官督必须废止。^[445]

他论证他的看法说：

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赀而往者，何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446]

一位中国作者论薛氏之见，以为他虽对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了解，他所谈的商政完全是资本主义式的发展。^[447]

此为一公正的评断。

薛福成知悉工商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工业化的重要性。在论述发展工业一文中，他批判传统轻视技工的偏见。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勃兴乃是由于尊重工业（工为商之骨干），且为国家的支柱。士人提出原理，工人运用原理达到技术上的成就。是则，学者与工人发生密切合作。政府亦参与其事，给予科学家和技师在重大发明上的嘉赏与认可。显然的，中国必先解决古老的歧视工匠的传统——此一偏见因科举制度而益牢固，然后才能作技术现代化的起步。^[448]

他警告国人，除非中国向前进，从手工制造到机械制造，否则决不能与外国平等贸易。他不赞成现代化的工厂将剥夺手工业者的生计之说，他认为要穷苦的百姓停留在手工业上，事实上是要他们更加穷困，更加无助。^[449]

薛福成像许多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以不开采中国的自然资源为贫穷之因。因此，他建议政府积极开矿。他认为政府与民间须共同参与。^[450]

另外，他也赞成当时人废止厘金的主张。^[451]

马建忠由李鸿章派送到法国留学，他在1877年一函中报告他之所见。他说留学一年后，觉得欧洲国家保护商业的利益为致富之基，而求强必须先得人民的支持。^[452]

他在1890年春所写的“富民”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为使中国富裕必要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为了实现此一计划，必须使农工的生产方法现代化，然后中国货才能赢得外国市场，使煤、铁、银和金矿开发，以尽地利。^[453]

他也主张建筑铁路。为了筹集筑路资本，他建议向英、法的政府和私人银行借款。^[454](www.daowen.com)

马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稍嫌简略。作为英商买办达三十年之久的郑观应较有详细的阐述。他藉个人的经验以及书本上的知识，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远大计划。^[455]

他认为一个妥善的政治体制乃是求致富强所不可少的。显然不满古老的专制政府，他建议设立议院，统治者与老百姓能藉此相互了解，为国家福祉共同努力。专制给统治者太多的权力，而在共和国则人民权力太大。唯有君民共治，权力才算均衡。他在确定所期望的政制之后，提出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中国追随先进国家的先例，须致力于三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456]

郑氏此书的绝大部分涉及农、工、商，以及财政与交通等整个经济领域^[458]。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较任何同时代人要彻底且有系统，但他的见解与细节常与同时代人相呼应。试略举数则以见他的立场：郑氏见及农业的重要并建议使其现代化。他借鉴西方模式拟设农部来筹划农业政策，在各省设立永久性的展览馆，提高技术，设立农校来传播新知识。^[457]

为了促使工业化，他建议设立专门学校来教授科技。下面是一段值得引述的话：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不先通算法，格致诸学，亦苦其深远而难穷……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459]

当然，郑氏对商业更有话可说。在“商务”与“商战”两文中，他重申以彼之道来对付西方的经济侵略。他呼吁设立商部以给企业以指导与保护；他呼吁发展机器制造为发展商务的支柱。然他虽要政府提供经济发展的大纲，却坚持私营与私有企业。他本人的经验所示，政府干预只有阻碍经济成长。他举出官吏如何用不同方式侵夺商人的钱财，扰乱商业经营。他特别反对让毫无商业训练或经验的人来参与商事。这些人不仅是阻碍，而且多半会贪污作歹。由于这种干预，很少股东能获利，而许多人在过去几十年中蚀光了老本。一个补救的办法是像西方国家一样订定商律，保护私人企业，不受官吏侵夺。^[460]

为了进一步的商务发展，交通与资讯必须要发展^[462]，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与币制必须要建立。^[461]

陈虬的《治平通议》曾列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之中，对经济事务所述甚多^[464]，涉及众多项目，诸如有关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商业发展、开中国之商埠以与通商口岸相竞争，以及银行与纸币等等。陈氏与其同时人一样认为私利是正当的。企业家制造，商人贩运于市，各为其本身之利。但同时他们都对国家有贡献。因此，政府必须给私人企业以鼓励，如给予官阶等。更重要的，政府要让他们在铁路、邮电、矿业、纺织以及其他事业上尽展其才。^[463]

在结束这一段论述之前，尚可一提另一更具代表性的作者——陈炽。陈氏为户部职员，曾积极参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466]，他从阅读与旅行中熟悉时务。^[465]

陈氏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与工业发展的迫切性不相上下。他至少含蓄地见及在经济成长中农业有余裕的价值。他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发展工业并不忽视农业。事实上，由于应用新的耕种技术（由于科技的进步），产量增加十倍，解除不断的人口压力。中国应设立一特别的政府机构，用合适的方式促使国家农业现代化^[467]。

陈氏于近代工业对西方社会的冲击有云：

自有机器之后，一人之工可当十人。而聚财后所建的工厂更可为成千穷人提供职业。富者虽取利之一二十，但穷人工资可以倍增。因此机器制造实在主要有利于穷人。^[468]

因此，工业化之后不会夺取中国百姓的生计。相反地可以解除长久的人口压力，平息饥饿死亡与动乱。

他认为近代科学知识为工业的初基。他赞扬三百年来的西方科学。说西方科学家追根究源，从已知者求得未知者。并且运用这些知识来发展新的技术与机械，他们使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好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世界。^[469]

陈氏总结道，中国采用西方科技不仅可自立，且可在新世界中得到应得的位置，以最后达到“声教大同”。^[470]

陈氏认为此一美好的目标可以获致，因明治日本提供了线索：

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471]

日本既已走向现代化文明之域，中国必即踵其迹而前进。^[472]

科技教育甚要。西方国家的工业成长植基于划时代的发明，如蒸汽机和电报，而这些东西又根植于自然科学。^[473]

他指出数学为科学之钥，而中国人不予重视，不知所有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发明都有赖于数学。^[474]

当然，科学本身在学校中要认真教学。化学（包括生化）、机械、光学、电学和地质学，都对农、工、商有直接关系，都应纳入课程。^[475]

技术训练也应该实施。^[476]

陈氏撰写有“工艺养民说”一文，以反驳机器制造将破坏手工业剥夺人民生计之说。^[477]

他责怪持此观点之人为导致中国贫弱的罪人。他引用英国的例子，说明手工业者在新建的工厂中工作来维生。他说没有工业化，中国将不能与西方国家在商业上竞争，结果反而将毁灭手工业经济，使无数的人民穷困。他继续歌颂机械，说是具有超人的智能，实为人类的福音。人类唯有拥有机械才足称天、地、人三位一体。^[478]

这种对机器的膜拜态度使人想到陈独秀的“赛先生”。不管如何，这种看法为康有为1905年论工业之文作了先导。

以上所述八家之见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他们所强调的或有异，然对大问题都甚一致：改善农业生产为经济成长所必需；工业化极为迫切；为了工农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必须由西方输入，传播于国中，由国内学者研究；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为现代经济所必要；为了累积与流通资本，现代化的银行和币制必须建立；最后，政府须鼓励与帮助私人企业家在经济各领域中开拓，但政府必不应介入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他们无一人赞成国家管制和经营企业。他们与1860年代的自强派不一样，他们更加重视人民的经济福祉，而不如是强调富为强国之本。^[479]

前已述及，康有为同意这些看法。事实上，他的立场正反映了当时经济思潮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