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康氏有时述及资本累积乃是发展现代企业的先决条件。他的方案不免有些简单化，甚至一厢情愿，但仍不无所见。

他认为理财为迅速累积资本之钥。一个合适的帀制和全国性的银行制度为贫穷帝国积蓄的最好办法。

此乃他于戊戌年所取的主要立场，那时他简述明治日本的银行与货帀制度，以应皇帝询问有关举财的办法。^[416]

若干年前他提出一个银行制度，有点像186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银行。以康氏之见，私营银行应将资本（银子）存在户部或省级库存，作为由户部印发钞票的预备金。全部钞票的总值将是政府所存银价的，在十八省流通的钱据康氏估计约1亿两。同时，为了抵制外国银钱流入中国，政府要自铸银元。他说，远西各国都有银钱，“如俄用卢布，德用马克，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允许外国钱在本国流通。^[417]

戊戌之后，康氏继续谈论财政问题。他一直想运用他的方案：由准备金以及经由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活络财政。他说，这是“以无为有”。^[418]

不过，他知道维持钞票价值的必要，并坚持足够的银子作准备金。^[419]

民国初年的财政紊乱促使他写了“理财救国论”，除了重申以银行发行钞票的旧说外，他强调建立金本位和银本位的需要。^[420]

假如我们认为康氏完全依赖币制和银行来积财，并不正确。他也见及政府公债以及合股股票为举财的方法，以为农、工、商业之用。^[421]

除了发行钞票外，包括中央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劝业银行的银行系统，将负责买卖股票与公债。^[422]

康氏也见及土地价值的升高为一般经济成长的原因和后果。他在1908年写道：

百业日兴，地价日涨，公债可日增，地方应兴之利可日举，银行可日多，数者互为因果，互为母子，同盛而并起，相扶而互成者。^[423]

因此，他不同意孙中山所主张的，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地价应该归公。^[424](www.daowen.com)

康氏深信币制稳定的重要（特别是与外币有关者），因此他主张金本位，认为是改进财务紊乱的唯一途径。他于1904~1908年间所撰一系列文章中论及此事^[425]，显示他对这一问题的历史与实际都是相当了解。他认为利用钱帀为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金子很早就被认为是最好的交易媒介。金帀最早出现于古埃及。后来，银子也在帀制中占重要地位。不过，近来因英国在1798年与1816年的法案中采用金本位，一般趋势不再金银并行。世界各地乃轻“银”而重“金”。他认为此一趋势早在中国出现，金银的比例由秦汉之时的1∶5到20世纪初的1∶30。如果中国这样继续保持银本位，无疑是财政的自毁。

他认为中国必须立即采用金本位，固定金银比例为1∶20，铸造不同价值的金帀，附以银币及铜币。但是因中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量以铸造大量金帀，或可采用一过渡办法，采用“法定金主币”，略如印度的办法，即政府保持金储备，规定金子与其他流通钱币的兑换率。^[426]

康氏对外债与外资的看法并不一致。前已述及，他有时与当时人同样忧虑外资的侵入。截至1916年，他仍然认为“不必征引外人”来参与发展云南及四川的经济，不过他不反对向外国购买武器。^[427]

在1912年的仲夏，民国袁世凯政府议借外债，康氏强烈抗议。康氏说这种外债等于是把“中国分赠之与外国”。^[428]

但在另一场合，康氏同意援用外资，只要能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他虽彻底谴责袁政府考虑上述外债，但却赞成在必要时，可借用外资来设置现代化的银行和币制。若干年前，在戊戌年之夏，他建议皇帝派遗容闳到美国商议巨额借款，相当于6亿两，以便储存于中央银行为纸币60%的储备，可作为10亿两的资金之用。他说此足可作为现代化计划以及刺激私人企业之用。他解释道，过去的外债未能产生好的效果，因未曾真正用到发展经济上。这种未能增产的外债更加消耗经济力，全不能发展经济。^[429]

他在民国元年给袁世凯提了相同的建议，主张筹借外债10亿元以上。^[430]

以上简述康氏大半发之于1890年代与1910年代对经济改革的想法，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他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基于市场经济的私人企业。他的思想似乎有重商主义和国家经济的色彩。^[431]

他也可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432]

无论如何，作为一实际的改革者，在《大同书》中的理想主义社会设计对他全无用处，他亦不认为国家控制或国营经济有效。他要求政府发动经济改革，但他怀疑政府有能力推动农、工、商经济到较高度的阶段，这些他认为要让私人企业来进行。他的目标不仅在维持现存政权，他希望能变之为宪政以便导致中国走向光明的经济前程。^[433]

他不仅关心国家的富强，更主要的是要给他的同胞们富足的生活——一种西方人已享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