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认为引进西方矿、工、商业知识同样重要。他指责同时代的人在未获得知识之前迫不及待地从事矿业，此即国家矿务局在云南、热河等地失败的原因。^[393]

他认为这样做犹如在未学习药理前就要把脉一样。他接着说：

今日欲开地中之矿，宜先开心中之矿，眼底之矿、心中之矿眼底之矿者何？开矿学、译矿书是也。^[394]

比利时在当时矿业技术既然最先进，政府应邀请比籍专家到中国矿校教导，并调查地下富藏。同时要引进机械以替代人力，并建筑铁路，便于运输。^[395]

康氏在不低估农业的重要性之余，大力倡导工业。他自1895年后二十余年中不断长篇大论讨论此事。他指出19世纪初叶以来欧美各国的许多发明，诸如轮船、铁路、电报、气球、电灯以及农业机械等，都增进了国家的力量与人民的财富。的确，自曾国藩倡导之后，中国一些省份已输入机械制造。但由于未能以近代工业知识教育民众，这些企业并无显著的成绩。^[396]

换言之，依康氏之见，在工业化之前必先有技术教育。

康有为不仅止于要求赋予本国工业以近代科技，事实上他还要求改变国人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他追究中国一向少有经济上的进步，由于在一直孤立于世的情况下，中国的皇帝及其子民都安于现状，以“寡欲”为皇帝之德，而臣民以“不饥不寒”为无憾。他认为此种态度不适于近代世界，因其不能满足人性的需求。人因要满足其欲望而后有进步。“夫人之愿欲无穷，而治之进化尽无”。在西方人们不求节欲，以至有令人羡慕的技术进步。发明的快速出现导致工业化，使一般人民满足一再提升的消费欲望，使他们的国家获致前所未有的富强，而“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而为新世界”。^[397]

转化不仅是经济的。自农业转化成工商社会过程中，“守旧愚民”为“日新尚智”所替代。康氏观察到，西方国家在创建“工业世界”时，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中国若继续坚持“农国与愚民之治”，而要生存于新世界是完全不行的。欲使中国适存于新世界，一定要使它成为一个“工国”，同时“移民易心”，使他们“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398]

值得注意的，康氏认识到近代技术根植于物理科学，如谓：

夫工者因物质生化之自然。^[399]

康氏所冀望实现改革的个别措施不必在此细表。简言之，与其建议光绪皇帝发展农业者略同：设“专门学以育人才”，鼓励科学上著作新说与创造新器。^[400](www.daowen.com)

他于较早前更明白提到^[401]，私人企业应自由地对工业发展有所贡献；政府只须授予执照，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即可。

上述可显示康氏在1890年代的建议触及三个项目。首先，他呼吁工农并进，坦白批评旧日的低水平农产。其次，他怀疑政府管理以及倡导经济事务的能力（此应是基于他对全国各地国营企业成绩的观察），然同时他承认民间尚未有从事近代企业的准备。因此，他要政府在经济近代化初创之时起带头作用，然由私人企业实际上维持此一过程。最后，他确认为旧日对经济生活的态度有碍进步——即儒家，或更确切地说理学之见，以为强调人欲不利于道德与政治的稳定。^[402]

因而要求改变民众的心态，使这些欲望成为正当。在此他找到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源头。他确信先要有心理上的突破，然后才能有经济上的突破。

戊戌之后，康有为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的政治问题，很少写经济改革的文章。直到1905年，他又关心工业化。他的《物质救国论》一书在别处已讨论过。^[403]

在此仅指出他思想的大方向。

由于时代已变，康氏在此文中强调了一些新问题，但保持了许多旧看法。康氏有鉴于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孙中山及其同志们所领导革命运动的高涨，乃认为任何破坏现有政治秩序，或损害固有文化的行动，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极端危险。舶来的“自由”“权利”“宪法”等，在他认为“空谈的学校”中传播给年轻人，与“八股”一样，无补于解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一事可以救中国：快速地且全面地工业化。也只有一事应该学自西方：即科技知识。^[404]

至此康有为益加相信工业必经私人企业之路。中国的政府不适宜此道，因不仅政府不能统御足够的财经以及其他资源，而且国营企业不能养成竞争的精神，以及鼓励精致的欲求，而两者都为经济进步所必须。他又指出克虏伯与阿姆斯壮为私人企业的光辉典型，值得效法。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化，但警告不能操之过急。他不像孙中山一样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405]，他以私人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中自然的中间过程，介于停滞的农业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间。

尚有一点可述。他虽然大力反对用武力来推翻现存政权，然认识到彻底政治改革改良的必要。他在文末说：

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然不行地方自治，省、府、县、乡开议院，吾出此无谓。

显然，康氏知道不能依恃无能的清廷来实现经济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