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在1888年访问北京时表达了他对清廷经济事务的看法。他说他曾研究中国的内政与外交；1884年马江之败使他觉悟到：中国除非觉醒而改制则无以自存。^[376]

不过，直到1888年秋，经由御史屠仁守（亦甚关心国家命运），他所见始上达清廷。康氏替该御史上了好几道奏折，要求制银元以为初步的币制改革。同时，他赞成张之洞建筑芦汉铁路，并建议屠仁守利用沿漕运的十八站，以减缩建筑费用。^[377]

甲午辱败以及事后的和议促使康提出较全面的改革。在公车上书中，他与其他的赴试者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包括军事、行政、教育和经济。^[378]

康氏不再像1888年那样只限于一两件特殊的问题，而提出经济发展的大计划。他筹划六点计划来保证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健全的币制、发行银元、制造机械、开矿、铁路与汽船，以及一个现代化的邮政。他并建议四个政策以改进人民的经济：重视农业（采用新技术）、提倡工业（发展科技）、鼓励商业（由政府协助与保护）、解救穷困（适当资助无一技之长者、失业者，以及残障者）。^[379]

这些建议都基于一个重要的设想，即经济改革的目的不仅仅要富国，也要裕民。换言之，康氏并不以“富”为获得“强”的手段（此乃1860年代自强派的企图）^[380]，而视为目的之本身，特别是对中国一般老百姓而言。康氏在另一方面也超越自强派领袖。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必由私人企业来主持。不过因为一般大众之无知，政府尚须主动辅导经济成长的趋势。他希望在最初私营与国营能携手并进。因此，在1895年上疏中，他建议私人投资的现有银号须为经政府银行认可之发行纸币本金的一部分。经政府认可的私人企业家可附和政府的计划与规定，在18省筑铁路。有执照的私人投资者应可制作任何机械，以及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在内。最后，为了顾全私人企业家的利益，政府必须授予现代矿业技术，并废止现有对开矿的种种限制。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教导性的。政府要培养企业精神以及开创能力，诸如帮助企业家获致现代农学与工商业的管理与科技能力。例如，在各地辅导设立“农会”，提供耕种、渔业和林业新技术的传授予交换。用了这些知识才能增产，才能从勉强糊口提升到经济繁荣。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逐步输入现代工业技术，诸如发行教科书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此外，还要建立专利制度以保护发明，并对新型工业设计和制作的发明者加以赞誉。但是康氏说得很清楚，政府虽要积极起领导作用以发动工业起飞，然不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过去的经验显示，国营事业的效率与生产终点偏低。此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如此。他说：“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

政府领导乃是要刺激私营工业，而非取代私营工业。康氏对“惠商”的建议亦以此为准。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启导、鼓励、协助以及保护私人企业，特别是大规模的合股公司，具有充足的资金，以及广泛的运作，使其能在外贸中有竞争力。(www.daowen.com)

政府还可做一些事，诸如减轻一些人口的压力以减轻经济的负担；政府须采取行动给失业者工作，教育无业者一技之长，以及开拓农地殖民。这些作法除了有助于经济外，尚有利社会秩序的维持与人道感的提升。慈善事业如照顾穷困残障，最好由政府与私人机构合力来做。以康之见，仅愿及公众利益而忽略一般百姓的福祉是错误的。就经济生活而言，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两者同时发展的最好办法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先。他说：“百姓匮乏，国无以富也。”^[381]

康氏在1895年所持的立场仍然是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82]

康氏所述很可能就是此一看法的反映。他也可能受到近代思想的启发，如他所知的近代英国经验。^[383]

同样可能的是他在仿效明治日本，明治政府可在1860年代末期的有力领导，导致1880年代初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384]

更直接的，康氏一定受到他前一代人士以及当代人士或多或少的影响（康氏故很少提及他所受的影响），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385]

他是否超过这些人的思想，他是否替前一辈的变法思想家所提出的议案作了总结^[386]，都可在细察他确切的思想后，愈趋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