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的复辟乃是由清帝逊位以来，一直酝酿着的帝制运动累积而成。[209]
康氏自称到民国二年之春，始参与复辟。[210]
袁世凯的帝制给予复辟运动新的冲力。[212]
康氏以袁氏之举为共和在中国已无望的明证，虽然他同时以为袁氏所开的药方更糟。他与梁启超等共同倒袁[213]，不过康、梁的目的有异。康氏除洪宪帝制，要为清帝复辟和虚君开路，而梁氏仅在恢复民国，并明白反对康氏之企图。[214]
在此无须赘述民六复辟事件之经过。[215]
所可一述者，康氏虽非决定性的参与者，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6月之前，他屡次写信给张勋，促其必须以武力取京师。[216]
6月27日，复辟前四天，他与另外三人到达北京。7月17日——复辟失败后五日，他在美国使馆中避难后九日，民国政府下令通缉康氏。[217]
《中国新闻》（The China Press）在1927年报道康氏逝世有谓，康氏“倾向帝制”从未“确切证实”。[218]
所谓“倾向帝制”若指专制，则康氏的罪名实无可加。但若指“虚君”，则可确指康氏图谋取消1912年建立的民国。康氏自己不止一次承认此点。例如，他在“中国善后议”（作于民国五年）中，明言清帝复辟、虚君共和乃是中国政治的唯一出路。晚至1925年，他仍执着此议，仅略有不同而已。至此他辩说，以退位之清帝为虚君，不与任何权力，不足以称作“复辟”。[219]
吾人实不能无视他积极卷入民六复辟之事实。
就因康氏并无真正保皇企图，以虚君代绝对王权，以至使他的建议不为张勋以及其他复辟领袖所重视。康氏为即将复辟的清帝草拟了一些诏书，但无一被采用。[220]
康氏于失败后曾言，假如采用他的建议，复辟将可成功。只因包括张勋在内的“无知莽夫”，毫无西方宪政知识，不谙世务，力主恢复清廷的绝对王政，以至招祸。[221]
吾人不能不回想到，最初鼓励张勋者乃康氏本人，并与“无知莽夫”协商，幻想利用“北军”，依靠“义勇冠时，乃心皇室”的张上将来达成任务。[222]
结果，张氏及其他诸人对康氏而言，毫无用处，他也对他们无用。[223]
更有进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将退位的清帝复辟作为虚君，即使得到“莽夫”的全心支持，也是无法成功的。
康氏说张勋以及其他忠清人士不知国外事务，是正确的。他本人对西方历史的知识，相当丰富。在1917年，他曾多次提到，虽然英国在1647年处死查理一世后成为共和国，但1660年查理二世复位后即变成君主立宪。因此，康氏说“欧人号英为共和国”。[224]
他认为西方各国的历史，并没有认为一旦成为共和国就不能改为君主立宪。[225]
此种“改回”并不是政治的退步，而是在某种情况下为走向进步所必须。查理二世的复位就是很好的例证。[226]
康氏认为反对君主立宪之论乃源于无知与偏见，他驳斥道：
盖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后，举国不容人议共和之非……仆诚不忍，著《共和平议》一书大发明之。富冀国民必有大明政体之一日，则国体变，然后国治可期。[227]
康氏的知识再丰富，实际上仍无以展其所长。民六复辟甚至在未举事前即已注定其必败。康氏所仰仗的军阀们对君宪既无知亦乏同情，康氏所期望的17世纪英国史事，无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重演。张勋即非乔治·孟克（George Monck）。而英国虽排除清教徒革命的政治结果，以倾向王政[228]，却已有几百年的议会政治传统（此仅重要因素之一），来促使国家的政治制度走向康氏所钦羡而想施之中国的民主形式。17世纪英国所有的民主潜能，中国都未具备。在上引康氏论说中，他希望能使国民明政体而变国体。简言之，政治觉悟须先于政治改革。若然，则可试问：民六之举岂不是躁进，实际上违反了他本人政治渐进的主张？助成复辟，即使他的基本主张仍然可嘉，岂不是采用了错误的策略？不知清廷立宪的最后机会已于辛亥之前丧失，他岂不是犯了认不清历史环境的错误？
平心而论，康氏迅即理解到自己的错误，而决心恢复其1912~1913年间即已尝试的和平改革的努力，不再对未成熟的共和主义多作抨击。在北京美国使馆避难时所撰之《共和平议》，为此一论点最重要的著作。[229](www.daowen.com)
此文所言者，大都是发挥从前的议论，当然也有些由于局势发展而得到的新意见。例如，他强调俄国革命必将引发该国的灾难，而共产主义虽在思想上有崇高的一面，但在理想来到之前不宜试用。[230]
为使他的读者知道他并不反对民主，他重印了《大同书》中说明人类最后将进入全世界民主的部分。[231]
他相信使共和行得通的一个办法是召开全国会议讨论立宪政府。此乃答复在1922年直奉战争后当选总统的曹锟所提问题的要旨。康氏说，不论何种政体，无论王政与共和，宪法断不可少。全国会议乃是给民国新生的唯一途径。若循民元以来的毁灭性的覆辙，将是令人悲痛的错误。[232]
换言之，他建议以民权来救民国。
他再次命定失望。时局仍然无望如昔。他再次想中止共和，于1923年着手发动另一次复辟。[233]
在致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的信中[234]，他要求转告废帝他行动的结果。康氏在无据的乐观中认为，经与地方军事领袖协商一年之后，另一次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陕西、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以及贵州诸省，据他说都已同意行动。[235]
很显然的，他以没有约束的允诺作为信誓。总之毫无结果。[236]
从他努力灌输废帝溥仪君宪的理论和运作，可以看出康氏对此事的认真。[237]
1923年可说是康氏要把民国变成“虚君共和”的最后努力。此后直到1927年康氏逝世。他多半从事非政治性的活动，包括在国内各地旅行、谈论真正的孔教，以及演讲“天游”哲学。[238]
他并非已经否定了他久持的主张——以清帝为虚君乃民国危局的唯一出路。晚至1925年他仍然坚持此乃“最佳的方案”。[239]
但对他而言，此已成纯粹的理论问题。溥仪于前一年被逐出紫禁城，可能终于使他相信复辟已成为他的另一不成功的使命。
由上述可得一结论，即康有为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改革派，他相信中国政治的终站——民主，只能于逐渐演进中达到。因此，他坚决反对以革命为政治转变的方法，但并不全盘反对共和。共和之不可行乃因无充分的准备。
一位中国历史学者近谓，康氏于辛亥革命后继续提倡君宪，乃是依恋旧时的妄想而无视进步。[240]
此似是由于不了解康氏的立场而导致的浮浅论断。就康氏未能使中国经由逐步进步而达成政治近代化而言，就他误认为在当时可行而政治上所需者而言，他确有妄想。仅就此而论，这位历史学者是对的。但若说康氏因取渐进改革而不取突进革命，就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则毫不正确。再者，我们不应忽视，尽管他对未成熟的共和表示疑虑不安，他曾诚恳地想帮助民国成功——“妄想”可以助其成功！
并非康氏一人助之无效，即使是全心主张共和的梁启超与孙中山也弄不出结果。民国一成立，梁氏即毫无保留地赞助。他积极的组织政党，且于1913年认真充任司法总长。当袁世凯于民四着手帝制，梁氏冒生命危险维护民国。他坚决反对民六复辟。当袁氏覆败后，他再次充任内阁职务——财政总长。不过，他终于失望，完全地憎恶，而退出政坛，从事教育与学术工作。[241]
他献身民国政治并没有比康有为“依恋旧时妄想”产生更积极的结果。
同样的，孙氏最初对共和的热望也被后来的事实所沮丧。1917年他兴护法之师以抗北方军阀。1924年他兴师北伐，最后终于有国民革命军的胜利[242]，此实为十二年前他所参与建立的多难共和的结束。中国的第二共和始于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民国政府重新肯定他的训政之说，以为国民行宪的准备。[243]
共和立宪于1932年再度提出[244]，但逆境如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人的侵略致使长期未能施行。最后，国民大会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元旦颁布。[245]
但时已不我予，毛泽东不久就在中国大陆试行他的“新民主”，而台湾则成为基于孙氏《三民主义》而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基地。[246]
1947年的宪法对在大陆的中国人而言，是否为另一引人的希望呢？
目前，还很少有人能给予肯定的答案。不过有一自明的结论，民主不可能随叫随到，即使最有决心的改革派与革命派也难立致。如历史可提供线索，建立民主的捷径，除了良好的环境与领袖外，要有许多像1775年在美国殖民地争取自治的、普利斯顿队长（Captain Preston）一样的农民，虽然他们从未听到哈林顿、薛地尼、洛克等人所倡导的“自由的真谛”。[24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