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对1912年建立的民国十分悲观^[198]，但并未阻止他提供建议以促使民国成功运作，特别是在民国肇造的最初两年。在致宪政党海外会员的一封公开信中（作于1912年初），他事实上已表示接受了新的政治秩序。他一开始回忆宪政党的历史：

顷闻旧朝禅让……民权是张，政党攸赖……吾党肇开阅十四载……初期望之舍身救民之君主，故己亥至乙巳年，吾会以保皇为名者，以反对虐民之后党也。中期进行确为立宪之政体，故丙午年，吾会改去保皇名义，而以国民宪政会为名……自丙丁至辛亥前后六年，书电纷纭，纠合国民皆以力争立宪为事……若使摄政以来，当国者不全黩货犯奸，扫荡廉耻，摧灭纲维，嫉弃忠良，凌暴人民，粉饰伪宪，则吾党之志，早可见行……君主让权，同于英国，人民议政，可保中华，不待今者流血之惨，日忧分裂之危矣。

接着，他要求他的同志，重新为民国献身：

今既时运迁移，新旧代谢，合五族而大一统，存帝号而行共和……今际破坏，虽吾党所不预，而他时建设，岂吾党所能辞？……在鄙人等用是兢兢，望同志等益加黾勉。惟今国体已非君主立宪，今特复丙午前旧名，定吾党名为国民党……中国图强，后事至大，努力奋励，同奏新勋。^[199]

有一事更可证明康氏决定以其党赞同共和。1912年底，他最信任的学生徐勤为海外康党选任为中国国会议员。惟徐对回国仍有顾忌。康氏给他保证与鼓励，并谓以徐之勤奋与能力，必可克服困难。^[200]

是则，康氏一度愿为民国效力。他仍然抨击民国之未成熟，但他的抨击经常是建设性的，并非要破坏新秩序，而是要改良它，使它有生气。

改良民国的准则可简述如下：依康氏之见，中国的新政制应是结合近代民主政府的精华，和本国传统中的有效因素。^[201]

在1912~1913所写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当前的许多困惑问题，提供了解答。其中一文——“中华救国论”（作于1912年之夏），提到中国应取内阁政体和两党制。他反对由各省自治而组成联邦，而赞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02]

翌年初，他完成“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北京政府正着手草拟新宪以替代临时约法。^[203](www.daowen.com)

稍早（1912年4月）他草拟指导国会选举及另一有关议员选举的法规。^[204]

在这些以及另外一些著作中，康氏重视个人品质在选举权运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政令的统一高于个人权利。他说，如果只数人头，则将导致大多数人的专制，民主政治甚至会流于暴民政治。^[205]

流行欧美多年的民权说，现已被国权说所代替，许多西方领袖，包括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内，都取此说。在近代竞争激烈之世，一个国家若让无限制的民权所困弱，则将毁灭。^[206]

康氏此一感觉巧与十年后孙中山用不同言辞所说的相呼应。^[207]

康氏在民国五年袁世凯放弃帝制（3月23日）后不久，作了他为拯救动荡民国的最后努力，康氏为当时未定的局势，提出了三个方案。其一是承认黎元洪为民国的合法总统，但像法国总统一样并无实权，而且让其后代承继，以废除足以导致明争暗斗的总统选举。其二是创立元老院，其成员由22省以及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居民推举，再由其中选出10人委员会，一如瑞士之制。若上述两个方案都不可行，则虚君共和必须要取代现行共和。^[208]

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并不意外。他遂决定参与帝制复辟的工作。

此处不拟评论康氏改革共和建议的价值。在民国初年不可救药的情势下，康氏建议一如来自其他各方的建议，并无有效实施之可能。不过，康氏既作此建议，康氏无意而确切地反驳了一种谴责，即康氏自始至终为民国之敌，一直想颠覆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