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民国的成立，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康氏继续追求一有节制的民主，但因环境已经改变，他觉得有调整战略的必要。

在辛亥年末，他作了阻止共和的最后努力。他致函黎元洪及其他革命领袖，要他们把他的主张转达各省的领导者。^[190]

他首先承认革命的迅速成功，清朝统治结束，可谓“天与人助”之举。他接着警告采用从未在中国试行过的共和政府总统制的危险。他指出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试行此一制度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他说民主在美国行得不错，仅是因为特殊环境所致。美洲殖民者早自英国带来民主传统。再者，当美国革命时，人口很少。而中国既无民主传统，又有庞大人口，不可能成功地实施共和政府。

他本人虽认可“民治”政府的原则。但未成熟而应用之，将是绝大的错误。当务之急是给中国一个基本上是民主的政府。法国与美国式的“总统共和”与英国式的“君主共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二者皆在取代绝对专制。像中国之习于专制而缺少民主经验，“君主共和”有“总统共和”所无的好处。前者的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与安定的象征。君主统而不治，固无须具有杰出的个人才能。如此说不误，则清之废帝与衍圣公（孔子之后裔）都可胜任此位。

康氏于同时所作的二文中详论其“虚君共和”的观念，一篇是“救亡论”，另一篇是“共和政体论”。^[191](www.daowen.com)

在论述共和政体理论之余（他道及雅典的贵族制和罗马的三头马车制）他作结道，每一历史上及现存的制度都有缺点，而英国的“君主共和”则较少弊端。“总统共和”既为较劣之民主政府形式，冒政治斗争与混乱之险而在中国试行，实在是得不偿失。^[192]

紧接着几年，康氏继续在他的论著中申述此一见解，如“中国善后议”（1916）^[193]、“与徐（世昌）太傅书”（1917）^[194]及“告国人书”（1925）^[195]，他坚决认为“虚君共和”乃解决中国政治困局之唯一办法。

然须指出，康氏虽一直反对所谓不成熟的共和主义，他对那一种民主政府形式适合中国的看法有修正。如他在1917年自谓：“仆戊戌以来，主持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持虚君共和。”^[196]

两种制度的主要不同是，君宪乃君主虽受制于宪法仍有实权，而虚君则无任何权力。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康氏的思想是在进步的。^[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