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之反对辛亥革命与民国，以及参与民六复辟，已被普遍地认为：若非叛国，至少是反动行为。不过，我们若仔细审查戊戌后十年间他的言行，将会有不同的判断。就其继续提倡君宪，不断反对他认为不适宜当时中国的政府形式，以及力谋改善民国建立以来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况而言，他一直是个像戊戌年一样的改革派，虽然他改革的目标不再针对衰败的皇朝，而是动乱的民国。

从1899~1925年之间，虽然康氏想从制度的逐步民主化来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主要目标未变，但随着历史情势的转变，他曾好几次改变他的立场。首先，在1899~1905年之间，他仍把中国实施君宪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因而，他最关切的是皇帝重掌大政的问题。然后，在1906与1910年间，他致力于使清廷立宪意愿的付诸实施，同时阻扼革命的发展。当1911~1912年革命与民国已成事实，他揭发新政权的缺点，并建议如何使它较为健全。最后，在一切努力失败之后，他与一些人从事反革命活动，以至发展为民六复辟，以及此后不断的地下活动，直至1920年代。

康氏早先为了恢复光绪政权，组成保皇会。康氏在日本、加拿大稍作逗留并访问英国之后，于1899年之春回到加拿大。他的保皇运动比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更受海外华人的支持^[148]，他说服了一些他所认为的有义气之人，于7月初在温哥华组织了“保商会”。他认为保护皇帝免受太后毒害比保商来得要紧，乃促使此会改名为“保皇会”。到1903年之春，支会在美、加、日各大城中出现。大多数华埠人士都参加。^[149]

在日本横滨的支部由梁启超直接领导，展开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先是反对中国境内的保守派，接着是对付海外的革命派。这些宣传都经由学校教育与期刊来进行。^[150]

康氏及其海外友人除使他们的活动不辍以及待机而动外，难有其他实际的结果。他们无须等待太久。1900年的“拳祸”^[151]使保皇派与革命派都觉得直接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152]

以康氏之见，利用动乱来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不仅仅在战略上可行，而且道德上有必要。就在前一年，在徐桐以及其他反变法分子的建议下，慈禧太后决定要废掉光绪帝，只因各方强烈的反对，阴谋未成。^[153]

康氏相信皇上已甚危急，乃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虽然广泛动员了在新加坡、檀香山、横滨以及其他各地的支会领导人积极准备，1900年的起义并未配合得好。^[154]

汉口起义因款项未到，一直延期，而卒于8月21日为张之洞所发觉。唐才常以及其他一些人于此日就戮^[155]，悲剧收场。同时，孙中山在惠州的起义也很快被扑灭。^[156]

据说唐才常与革命党有默契，两方面可殊途同归。^[157]

但事实上，康与孙所见之目标大不相同。孙要完全消灭满洲统治，而康仅要推翻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以便让光绪重握政权。康氏此点在1900年起义时以及汉口起义失败后的一些著作中，表明得很清楚。他说：除非不道德的慈禧被迫退位，无事可成。唐才常亲自领导起义也是为了勤王，他并非一些报纸上所指的乱匪。^[158]

在较早的一文中，康氏认为义和团起义的结果，以及外国军队破坏北京，可能对中国有利：

旧堂必尽歼，而圣上必无恙，盖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159]

8月中旬北京陷落后，康氏觉得应将他的见解让有关的外国知道。在一篇为此目的所写的文章中，他力辩帝党与后党之别，此一重要的分别应让处理拳乱之后中国的外国人知道。

帝党者，即新党也。后党者，即贼党也。帝党深通交涉，忠于皇上，亲好各国，喜西方之文明……后党骄愚横悍，不通公法，深恶外国，而日欲杀逐之。

康氏继谓，外国已知后党之丑慈。但是如果在处理乱后中国，他们不知道支援帝党，则一切努力都将白费。^[160]

康氏的劝告并未见听。清廷于1902年回到北京，慈禧太后仍然掌权。不过康氏并未放弃除掉她的想法。^[161]

他思图暗杀，以她为主要对象。在1900~1906年之间，大笔的钱花在征求“侠士”之用。康氏信任的朋友梁铁君到北京亲自指挥。除了梁氏本人遭逮捕以及处死外，没有发生任何案件。^[162]

此为康氏保皇努力的又一悲剧性失败。诚如他的一位门徒在几年之后所说的，1900年起事是极危险的，而成功的希望又极少。^[163]

康氏本人并非不知危险性。不过他已决定将他的全部组织及资源投下，以图皇上的复辟，仅仅因为他以为除了“圣王”重握政权外，别无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乃值得冒之险。因此，可以理解的，1900年的惨败并未使康放弃保皇以求君主立宪的意图。他仍然觉得拳祸乃一暗中之福。在一篇大约写于1900年末或1901年初较不为人知的未刊稿中，他又颇为乐观，因许多新党顽敌或死或逐，政府的旧记录被毁，保守主义的骨干已折，而改革之路终于澄清。太后及其忠仆仍在，但命运的奇妙安排使他们为维新铺了路。康氏在结语中，要求改革派的同志振作起来，重新献身。^[164]

事情的发展并不乐观。1901年初，太后尚在西安时，即以皇帝之名发布一道上谕，声言改革，但同时谴责康氏的叛逆行为。^[165]

翌年初，她在北京重握大权，皇上只是她的橡皮图章。此一情况使康氏忧虑但仍抱希望，于是他在1903年上了一长奏，请求太后：（一）归政于皇上，（二）赐荣禄与李莲英死，（三）采用宪法以及承认人民的政治权利。^[166]

不用深入分析即可知，最后一点是康氏的主要目的。他的这些话很重要：

近者举国纷纷皆言变法。庚辛累诏，皆以采用西法为言。盖危弱既形，上下恐惧。虽昔者守旧之人，力翻新政者，今亦不得不变计矣。然方今中国本病之由……并非开学堂、铁路、矿务，一二枝叶所能挽也。

康氏指出，真正重要的措施，乃是把中国自专制转化成君宪，扎根于民权。^[167]

在大体复述其1890年代的论点后，康氏指出“以民权为国”乃是近代西方强盛的秘密。他解释道，民主意指采用宪法，开民选的国会，建立地方自治政府。这样的安排远胜于由一、二昏墨之人控制千万人命运的制度。^[168]

康氏警告太后，若执迷旧法，将召大祸，不仅是国家遭殃，她本人亦不能免。中外历史昭示，长期恶政必致独裁者覆败。民权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69](www.daowen.com)

中国人民早已不满她的统治，他们尚未采取行动，乃因传闻她将还政皇上。而皇上曾冒险救民，并表现了他藉维新强国的能力。人民等了整年，但她仍然大权独揽。他们会坐视他们的国家被荣禄、李莲英毁灭，以称她的心意吗？^[170]

康氏的奏折像是最后通牒而非恳求。我们不知此奏是否上达太后。即使上达，她也不会有心情听康氏之言。他似乎是在试图以暴力来推翻“不道德的皇太后”失败后，而改采劝导的方式！

未久，康氏即发觉反对共和革命的刻不容缓，因革命党在孙中山及其他年轻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声势日壮。在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那年夏天，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目标在“驱逐鞑虏”和“创立民国”。^[171]

《民报》出刊后，立宪派加紧宣传。梁启超担此重任，而成为两党笔战中最健之笔。^[172]

康氏一定也著文卫护他的主张，但不知何故，我们在他此一时期著作中，发现很少与此事有直接关联者。^[173]

不过，至少在一处，他表明反对尚未成熟的共和主义。他在1905年写道，与欧美社会政治思想接触过之人，都感目眩，而误以为这些思想乃医治中国所有毛病的万灵药。他抱怨道：“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174]

荣禄于1903年4月11日去世后，康氏认为已无保皇之必要。他立即离开印度到南洋一带积极从事立宪运动。^[175]

清廷于1906年8月31日下诏有云，许多国家因立宪而致富强，中国应即效法。但因民众尚无此智慧与知识，必须设法使绅民先熟悉国家事务，以奠定宪政之基。^[176]

康氏以此诏为行动的信号。他与同志们商议之后，于1906年10月10日宣布“保皇会”自丁未年的第一天（1907年2月13日）^[177]起改称“国民宪政会”，就此他开始了宪政运动的新阶段。

康氏的主要论点于此会（又名立宪党）章程中更加确定。第一条曰：“本党宗旨，务使中国完成一宪政国家。”^[178]

康氏的志趣更可见之于应美洲会员而作的会歌四章之中。部分歌词如下：

惟天生民兮，赋才与权。俾自营卫兮，群族乃存。合群之道，众议是尊。舍私从公，宪政攸传。

惟诸圣之救民兮，除苦患而求乐利。虽君长之爱民兮，岂如吾民之自治。虽一人之仁圣兮，未若合众之智。好恶从之众兮，自大公而无偏毗。^[179]

为了加速政治变革的步调，康有为及其同志寻求各种方法以动员海内外的舆论，对清廷施加压力。^[180]

康氏本人在1907年代表海外会员，写了长篇请愿书，请求立刻召开国会，作为宪政之实体；请求废除满、汉之界；以及请求改“清国”为“中华国”。^[181]

他首先指出海外华人深切关注中国的危险局势，而清廷宣布将进行及自1901年来已执行的改革措施，实不足以应付情势之需。他直率地说：

乃者朝廷非不略微变法矣，比之畴昔守旧之政，岂不大异，而天下滋扰，士民怀疑者，诚以举大事在实心而不在空文也……今屡言立宪，期诸必行，庶政公诸舆论……而朝廷必抑舆论而行之，岂不与立宪之政大反哉？此天下所以不信朝廷也。^[182]

刚才提到的第一个要求，即立即开议院，显然最为重要。康氏重弹旧调，认为人类以及孔氏真经都指示，宪政乃是适合近代的政治制度。过去几百年中国因无议院制度，使孔子的“宪政意念”成为无实的空话。因此之故，中国的政府仍然落后于采用宪政的西方国家，因而衰弱危殆。因此，议院乃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钥。康氏作结道：

夫立宪不过空文耳，苟无国会守之……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欲定宪法之宜否，与其派一二不通语文之大臣，游历考查，不如合国会之民献千数百英彦之才，而公定之。^[183]

不出意料之外，清廷感到愤怒，更加压抑立宪派。康氏所言实不必如此尖锐。他的某些要求，实非太后以及满洲统治阶层所能接受，特别是他要在名义上取消“清国”，而代之以“中华国”。取消满汉之别，在满洲人听起来也似是要取消他们的特殊地位。康氏满汉合一的论点虽以为是保护满洲本身安全，以及破除孙逸仙种族革命理由的最好办法，但不足以减少满洲人根深蒂固的疑惧。^[184]

其中一些人断未忘怀戊戌变法时攻康之言：“保中国不保大清。”^[185]

即使是立刻召开国会的请愿，有些满洲人会解释为剥夺他们权利的手法。作为广大中国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很清楚地知道，一切事务取决公议，他们将永远是失败者。

康氏并不气馁，继续呼吁召开国会。迟至1909年，他仍上奏请求明秋召开国会。他辩称情势已很紧迫，若按原定计划再迟几年召开，是十分愚蠢的。^[186]

同时，康氏公开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与平等的滥调。他说自由若无自修，非政治之福。他称赞德国无可匹敌的行政与军事系统、文学及科技，他认为此优越之源乃在其宪法，其中民权与君权配当得十分得宜。法国与美国都不能与其相比，因为这两国有过分的自由。此一缺点即宪政先进的英国，也不能完全免除。中国应记取教训，不入西方国家已入的陷阱。^[187]

康氏并非反对民主政府，而是主张君权与民权的适当制衡，君与民都不至于有过度的权力。康氏深信制衡原则也可应用到国会制度，因此二权制较一权制为好。^[188]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戊戌变法后十年中，康氏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使专制和平转化为君宪。这说明了他的矛盾立场：着眼于民权，却同时要保皇帝。^[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