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戊戌君主立宪:近代中国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戊戌君主立宪:近代中国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康有为在戊戌那年所作的各种改革建议中,以君主立宪之议最关紧要。[28]康氏以君主立宪为民主初阶有两层理由。[32]康氏在戊戌初夏的一个奏折里(代拟),曾指出议院的主要性质与优点: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囯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违背时势必然无效,中国唯有趋时,当情况仍有可为时,准备迎接君主立宪。立即召开国会将引起过多的反对,以至危及整个计划。

戊戌君主立宪:近代中国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康有为在戊戌那年所作的各种改革建议中,以君主立宪之议最关紧要。[27]

他显然很自傲的认为(并非无据),国为公有的主张以及君主立宪的建议,始于他戊戌言论。[28]

康氏以君主立宪为民主初阶有两层理由。一方面他诉诸孔子学说。康氏评论《论语》“八佾”第五章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有云,落后的国家必须维持君主政体,高举人权的文明国家人民不需要绝对王政,而可以安于法治。[29]

另一方面,康氏以近代西方国家实施民主与立宪政府来说明人类进步的成功例子。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仅有这样的理论存在。[30]

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31]

康氏深信议院在立宪制度中极为重要。因议院乃是君民交通的管道,并将他们联系起来,成为健康的政体。议院除便利征税之外(显然指的是英国经验),还使人民能够经由代议士发表政见与诉愿,并在达成对公众政策上扮演舆论的力量。[32]

康氏在戊戌初夏的一个奏折里(代拟),曾指出议院的主要性质与优点:

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囯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33]

康氏接着指出君主专制的基本缺点:

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

康氏为了加强其说法,警告中国若不及时作政治改革,将步法国与波兰的后尘,不免革命流血。法国的情形特别有教训意义。康在戊戌年写道,法国人民受到美国革命的启示,以及英国查理一世詹姆士二世倒台的鼓励,决心推翻长期压迫人民的波旁王朝,不久即成功。此理不求自明:

民情大动,民心大变矣。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适足以激之;向之权势,不足以压之,适足以怒之。[34]

独裁的法国就此败亡。假如路易十六知道局势危险,而决心立宪,确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权利,他不但可免于一死,还可保全王朝。不幸的是,他未能理解此一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

波兰的悲剧为同一性质的教训,虽然其历史境况不同。康氏特别指出,波兰之王受制于保守派大臣以及作威作福的母后,不能自己作主。如他能在局势尚未完全绝望前,还政于民,该有多好?[35]

康氏继谓,法国革命加速了民主的步调。一个近代国家接着另一个近代国家快速取代寡头,而成立宪政府——袪专制,兴民权:

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36](www.daowen.com)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违背时势必然无效,中国唯有趋时,当情况仍有可为时,准备迎接君主立宪。因此,在戊戌变法前五个月,康氏向皇帝上了如下的奏折:

伏愿皇上……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37]

在开国会行宪之前,有几个准备步骤。在1888年与1895年之间,康在好几个场合向皇帝建议设立询议官[38],或议郎。[39]

然后,在戊戌之夏,正当保守派与维新派争斗白热化的时候,康氏催促皇上开一雏形国会,选派无行政责任的臣工任之。[40]

稍后,康氏又提出两项建议:

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国会之期……今未开国会之先,请釆用国会之意:一日集一国人才而与之议定政制;一日听天下人民而许其上书言事。[41]

这些建议——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先作准备,特别值得注意。康氏此举不仅是符合他的渐进主张,而且也是为照顾到当时情势的一种慎重。他说到朝廷上到处是保守派。立即召开国会将引起过多的反对,以至危及整个计划。[42]

他建议皇帝暂时只与一些选拔的议官商事,作为国会的先声。[43]

值得指出的是,康氏在戊戌年的建议,竟然先预示了1906~1908年清廷的立宪运动计划——宣布立宪,预定召开国会的日期。[44]

不过,二者相似处只是表面的。康氏想要以其初步计划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改变[45],而清廷的立宪不过是为延长专制和阻扼民主的策略。当时的一个法国记者就说过,“她(慈禧太后)表示接受君主立宪只是她愚弄人民的把戏”。[46]

在康氏的想法中,渐进改革并不意味只改一半。他一再要求成立制度局以草拟新法,制作新的制度,制定新的政策,简言之,即照顾到政治改革的全面。[47]

他解释此制度局的重要性道:

方今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必至无功……臣以为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48]

再者,为了象征皇上决心与旧传统断绝的决心,康氏建议改元,迁国都至南方,并断发与易服。[49]

这些建议被保守分子斥为西化与抛弃传统,自不足怪。[50]

不过,由此可见,康氏的方法虽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烈的。在他看来,变法要有成果,必须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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