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浏览康氏的著作即可知，改良古老中国的政体在他的变法思想中占很大的地位。他深信，通向富强之路（不仅指中国，也指其他国家），必须要有一基于民权的政府，以及适合近代生活需要的有效行政系统。他不断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在1880年代与1890年代。例如，他在1888年上皇帝的奏折中说，适当地改变几百年的古老政府结构，可在十年内致富强。^[11]

他在1880年代末期的著作中，大部分致意于此—改变的细节。

宫崎寅藏在1899年与康有为的两个门生谈话，提到康氏与孙逸仙二人的不同在于教养与脾性，二人相同的是共同赞扬共和民权的原则。^[12]

此一观察特别引人注意，一个对康氏渐进主张并不十分同情之人，竟能正确道出他的基本信条之一。

康有为的许多著作都显示他相信广义的民主。他接触到近代民主的思想与制度，早在1870年代末和1880年代初读到“西书”之时^[13]，并将这些思想与“真正的儒学”搭上关系。^[14]

康氏肯定孔子对天下和平与平等的理想特别关注，如他称颂尧、舜的政府为“民主”的实际表现。^[15]

康氏所谓“民主”为共和政府，为民主政治的最高与最完美的形式，君主立宪，他有时称作“君主之仁政”，有时称作“君民共主”^[16]，是较不完善的政体，但适合政治发展中较低阶段的国家。专制是最低最坏的政府，只存在于政治落后的国家。专制政府最好也只能达到“小康”。^[17]

君主只求控制其子民，而不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最坏的专制遂成为暴政，人民饱受迫害，在中国历史上可看到许多的见证。再者，君主专制可导致社会和思想上的停滞：

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使我大地先开化之中国……衰落守旧不进，等诮野蛮，岂不哀哉？^[18]

康氏毫不保留地接受“自由”和“平等”等基本的民主价值。他于1901~1902年自道其政治理想如下：(www.daowen.com)

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19]

既如此，一个君王如按真正的儒家（民主）原则行事，将永不会自以为高出老百姓一等。他将自视为众人之一员，高居皇位，不是自炫，而是为大众服务。^[20]

康氏曾解释道，“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21]

每一个人既然都具有人类的共性，他自有合理行事的本能。他的行为将与任何另一人相应^[22]，用不着外力的强制。因此，在理论上没有专制存在的余地，因那是一个拒绝给自由独立的人自治权利的制度。国家实是人民的公产。唯一正义而可靠的政府是民权的政府。^[23]

依康氏的看法，专制乃是造成自西力东渐以来中国挫败局面的原因。因此，中国的解救之道在于将专制政府改为民主政府。^[24]

但是专制不能一蹴而几于民主。中国受专制之毒已深，但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是渐进有序的。在情况成熟前急求进入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25]

既存势力与环境必须加以考虑，痼疾不能一扫而光。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26]

总之，在实施全民共和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