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步武儒家先贤，寻思人性问题，并拟解决孟子与荀子之争论，时而尚孟，时而尊荀。他于1892年写的《长兴学记》中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此书中大略说明其讲学的目标以及课程要目。其中之看法展示他伦理以及社会思想的大部，值得在此细引：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408]

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顺人之常，有耳目身体则有声色起居之欲，非逆不能制也；顺人之常，有心思识想则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扩也。^[409]

此一看法显与荀子人性之善得自后天之说相似。^[410]

不过，康氏并不取荀子性恶之说，而贵告子伦理中立之说。他于上引一段文字中有注曰：

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告子生之谓性^[411]，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412]……盖附会孟子。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413]

康氏所说“性全是气质”导致中国大陆一作者指出康具唯物论的倾向。^[414]

康氏思想中形上观到底是什么，实在难以确定。但若以儒家传统来理解他的思想或有益处。传统派学者朱一新^[415]

素为康所敬重，曾与康辩难其遵从荀子与董仲舒的人性论。^[416]

康氏在答辩中重申：人性之善，非得之于天，而得之于后天的努力。他强调：没有礼的约束，无人可以为善。他接着说^[417]：

盖礼者孔子所立者也。如备六礼以娶妇^[418]，当礼矣，善矣。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419]，非礼矣，不善矣！若以为一者出自性，一者不出自性，为问伏羲^[420]以俪皮制嫁娶之前，人尽元性欤？^[421]

谓范其血气心知，以至于当然则可，谓渐复乎天命之本然，殆不可通也。^[422]

因此，康氏以“性全是气质”以及善德尽得之于后天之努力，不免与张载、程颐以及朱子所代表的正统儒家相抵触^[423]，虽说偶然间康氏与朱子之异并不显著。^[424]

理解康氏之困难，实由其用词之不够严密。如性之一词在不同处有不同之含义。有时他指的是本性，如谓：“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425]

有时他以“性”为心，由道德培养而成，就如他于1901年毫不含糊地说：“人性本善。”^[426]

更使人糊涂的是，他对人性初生时无所谓道德之说，如下引1903年所言，并不一直坚持：

性无善恶，而生有气质。既有毗阴毗阳之偏，即有过中失和之害。^[427]

甚者纵欲任气，其害仁甚矣。^[428]

基本上相同之见若干年前当他追究人性善贪二面至阴阳原理时，即已曾表达过。^[429]

康氏有时暗指人性两面之争，较好的一面并不一定决胜。(www.daowen.com)

盖魂气之灵则仁，体魄之气则贪。……魂魄常相争……使魂能制魄，则君子；使魄强挟魂，则小人。^[430]

也许由于二元观点使康氏兼说性之善恶，端视他说的那一面之性。康谓人有夺取相争之心即因性故。^[431]

而人之慈爱则因“有不忍之心”，或谓人人有“气”或“电”。^[432]

很显然的，康氐并不自觉此说与他在别处所说人性本身是中立的，有何差异。

有点奇怪的是：尽管康氏拒斥孟子之说，但其最终实调和孟子、告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告子名言，“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433]，此说与董仲舒所见之含义略同，即董所谓“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人性需教导而后能善。^[434]

再者，康氏认为荀子所说人性初朴直，经后天的培养而精美，与告子之说相符。^[435]

最后，孟子所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436]，基本上与告子所谓“以杞柳为桮棬”相合。因此，康氏作结道，诸家之说略同，他们虽用不同的辞句，却指向同一真理^[437]——即人可善可贪，端视其修养之正当与否。^[438]

此乃我所能洞悉康氏对人性的看法。人性在道德上可以驯良，甚至完美的信念，乃康氏伦理与社会思想的基础。但他并不一直持此说不变。偶尔受到禅宗的影响，一时兴起，他又飘向浪漫的孟子观点。他于1901年写道：

人之灵明包含万有，山河大地全显于法身。世界微尘，皆生灭于性海……但常人不识自性，不能自信、自证、自得。舍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贪儿耳。如信得自性，毫无疑惑，则一念证圣，不假修行自在……禅者，养其灵魂，秘为自得，后儒不知，斥为异氏之说，岂知孟子特发秘密之藏，神明之秒，以告天下学子……今特发明之，以恢复旧地，与天下有性善种者，共证此乐焉。^[439]

类此向佛学进军虽从纯哲学观点而言令人困惑，但并未掩遮康氏的基本信条：人生而有善之本质，可经道德培养而臻完善。

此一信念与康之另一信念相联系，即个人由幼至长具有增进道德之能力。

一岁婴儿无推让之心，见食号欲食之，见好啼欲玩之。长大之后禁情割欲，勉励为善矣。^[440]

康氏解释人之所以有德性之进展，乃因有（善）性之故：

盖惟人人有此性而后得，同好仁而恶暴，同好文明而恶野蛮，同好进化而恶退化……若无好懿德之性，则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将为禽兽相吞食而立尽，岂复有今之文明乎？^[441]

正如个人能有德性之进展，社会亦能日进以至完善。康氏相信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个人致力于社会之改善，而理想之社会环境使个人得到德行的完美。^[442]

最后，在大同太平之世，所有的人都良善，在民主之下共享自由与平等。^[443]

不过，总而言之，社会之进步随个人的道德与知识的进展而定。因此社会要为有思想、有勇气之人，祛除错误习惯之缠绊，使人类走向进步的大路。康氏于1892年写道：

人之常俗，自贵相贱；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论说，制成事业，与接为抅，而目惑荧，而心洽就。其为是俗，非一人也，积千万人，积亿兆人，积京陔秭壤沟人，于是党类立矣；其为是俗，非一时也，积日月年，积百十年，积千万年，于是积习深矣。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弥深者，其学愈至，其远于人愈甚，故所贵勉强行道也。^[444]

康氏必定认为据此一人性之说，大易于宣扬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变革。即使在1910年代与1920年代被人视作顽固派时，他仍然要离群而“逆”，不是过去的常俗、常境，而是当时的常俗、常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