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近代性格”至少一部分得自于有思想之士人，介绍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文明，以使固有的思想与制度系统，适应变动的世界。从1860年代到1910或1920年代，西方的技器、自然科学、政府原理以及哲学，成为尚未完成的西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在此适应过程中，有一感受上的程序。首先是技器影响到物质生活，然后影响到政府和社会的原则，最后触及思想生活的核心。同治年间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五四运动为此三个阶段的高潮。

康有为一直被尊为戊戌变法之领袖，他所提倡的政制思想，经其门徒与赞助者之推波助澜，导致古老的专制政体式微，有人赞赏，有人诅咒，但很少人强调一个事实，即除了戊戌变法之外，康氏在思想上对中国近代化的一些贡献，实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与哲学者的先导。追寻康氏将西方哲学加诸中国思想的拓荒工作，虽然比较微小，却深具兴味。

至少一部分由于17、18两世纪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中国学者们日渐避开政治与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转向较无政治性的知识追求，如习作时文，以及钻入汉学的牛角尖。戴震（1723~1777）可说是当时称得上有独立哲学思想的最后一位学者。^[359]

此后一直要待今文经学者，特别是龚自珍（1792~1841）^[360]，他走了汉学的曲折道路，重新发现通向伦理与政治问题思考的大道。同时，不附和汉学之人大致接受或模仿程朱理学中的信条，那些信条成为道德规范和政治教条，与形上哲学少有关联。

此一情况为康氏青少年时所处身者。直到他18岁时，他所受的教育仍然是符合当时崇尚的模式：吸收由宋儒经解的儒学，以及习作时文。^[361]

到1876年他从学于朱次琦（康氏认为朱氏之学养相当于顾炎武与王夫之）时，才有机会认真地运用他的智能。朱氏虽未给康有为任何哲学训练，但引导他超越理学的传统。^[362]

若干影响很快导致康氏对世界之本质与生命之意义作认真的思考。他离开朱氏（1878之冬）后不久，转而从佛、道二家之书中求启发。^[363]

大约在1883年，他从传教士编写、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书中，获得一些西学的知识。这些对他的影响至大。深思使他自觉对真理的微义有奇妙的领悟。他很快于翌年的夏天，形成了他一生哲学思想的根基。^[364]

第二个主要的影响来自公羊学。康氏一面自己探索，一面研读19世纪公羊家之说^[365]，发现他所谓的真经。^[366]

他将此一影响与佛学以及西学的影响相结合，更加充实了他几年前所建造的一个系统。^[367]

历史背景是导致康氏无法成为真正哲学家的一部分原因。^[368](www.daowen.com)

生长在多难的时代，中国遭遇到的威胁不仅仅是政治的毁灭，且是文化的消逝，康氏很难专心致志纯理论的研究。早在1888年，他就深为安南的沦亡而难过。^[369]

甲午之败尤使他要极力拯救国家。此后他全力放在变法运动上，至戊戌达到高潮。接着是多年的流亡。民国二年（1913）回到国内又马不停蹄地从事君主立宪运动，反对共和。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他少有做哲学静思的时间。唯有在他的晚年，特别是1920年代，悠闲的生活使他有暇照顾到较财经政务远为抽象之事。康氏像许多在他之前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完成精致的哲学系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370]

康氏本人武断与教条性的倾向，难以导致哲学上的丰收。他经常显示不愿考虑不同的见解以及不喜欢的事实。^[371]

他常常像一转变信仰的教士，而不像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此一倾向在他的经学研究中触目皆是^[372]，因此很难造就一个称得上有创见的思想家。但此并未阻碍康氏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建立哲学系统的思想家、第一个用西学来扩大与充实中国哲学思想者。康氏虽非第一流的哲学家，但他在重振中国哲学思想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假如环境许可而且晚年不从事徒劳无功的复辟，他可以成为聚结中西思想因素创建新哲学整合的开路先锋，可比拟宋明理学结合中印思想的历史意义。

康氏的哲学思想可区分为两期。第一期大约从1880年代到1910或1920年代初，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的灵感泉源^[373]，虽说西方的科学与史学已对他有了影响。^[374]

他于1884年底形成的世界观^[375]可证实这一点。在此一时期中，康氏一直取一道德的世界观，认为人定胜天是生命的基本律。康氏多年保持无神论的看法，像孔子一样，关心生，不谈死，宗教不过是改善社会的工具。^[376]

此一时期有大量的代表作，从早年的《康子内外篇》（作于1886年）到著名的《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

第二期包含康氏的晚年，从较超然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以及对西方哲学思想较亲切的认识。至此他放弃了人定胜天以及人本主义的趋向，相信人类的幸福得自超越世界，而非重建世界。他也放弃了无神论，承认了上帝的存在，呈现一种在他早年著作中见不到的虚怀。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诸天讲》中不科学的部分，特别是十一和十二两章。

此一剧烈的转变一部分是得之于实际经验的教训。重建中国雄心的屡经挫折，流亡国外时对西方社会的广泛观察，以及从暇时阅读渐渐普遍的西方译著，认识西方哲学^[377]，都是使他转变的因素。他对西方哲学的知识固然是间接的、片断的，但比他早年所能得到的要深入得多。此一知识，加上他所知的天文学（他研究天文为时甚久），开阔了他思想的视野，事实上改变了他哲学思考的方向。

康氏的哲学历程似可说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缩影——从19世纪末的拓荒者（包括康氏在内）试图以欧洲模式作技器与制度上的改进，到20世纪初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公开地大声宣扬西方哲学思想。康氏的哲学立场与宣扬康德、黑格尔、杜威、柏格森、德士鉴或罗素的中国学者，颇异其趣^[378]，尽管没有系统并且近于肤浅，但他实际上启导了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思想界，在那个时代中，许多近代中国的思想家转向西方寻求哲学上的启蒙。西潮达到高潮，而康氏是最早开启水闸，引发潮水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