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显示，儒家经典既是康氏哲学的泉源，也是他表达自己思想的媒介。大体言之，公羊《春秋》学配之以佛学与西学，使康氏放弃早年的传统学问和思想见解，变成解经诸贤中的“野狐禅”。^[201]

其他的儒家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礼运篇”，主要作为他二十年间借自《春秋》以及大乘佛教和西学所得哲学的工具。

康氏解释诸经的成绩相当可观。他对经书的分析，不论对错，产生了一些他自己的思想，其中几点最为重要：（甲）进步是人类社会的法则；（乙）仁乃是生活的法则；（丙）人们的一切欲望都是正当的，因此不应压制；（丁）人人平等，并给予自由；（戊）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最后形式，君主立宪乃是专制和共和政体间的过渡；（己）真正的孔子学说实在既有儒家体制之外。这些是康氏社会哲学的要素，也是他在《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所提出改革哲学的要点。

康氏将其所有的思想归之于孔子。有时儒家经典可支持他，但他的解释有时十分牵强，使帮助他写《伪经考》的梁启超都觉得他的老师过于武断，为了作结论不惜漠视不利的证据，或者故意曲解。^[202]

我们必须承认，康氏对经书的处理并不客观。^[203]

但是这并不使他的努力毫无价值。因不客观虽是史家所最忌，并不影响一个哲学家的成就。康氏从来未以史家自居。他依从公羊学的传统，对事实并不重视，而认为追寻真理乃是最正当的学术目的。^[204]

因此，批评康氏漠视或曲解证据不过是显示他并未给孔子学说以正确的说明；但并不减少他“武断”解释的理论意义，因为我们不以“客观”为标准来估量它，而是从历史环境的逻辑来衡量。(www.daowen.com)

康氏所处之世，正值社会与政治的大变化，并迫使彻底重估儒家传统，以及极力欲使大清帝国在思想和制度上适应新的情况。他的解释群经乃是当时为适应时代而作的最严肃的努力。武断与牵强乃因儒家并不能预先知道近代的问题。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和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

康氏的武断解经虽使传统派大为吃惊，但对孔孟学说的破坏极微。他的解释常超越了字面，但那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并不是“非儒”。再者，他并不是将外来因素引入儒学的第一人。宋明的理学家早已用佛家观点来增饰儒学。这些理学家不能无视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思想。同理，康氏必须利用欧洲思想。但在19世纪的中国，康氏面临综合中西思想的紧要任务，此为他的理学家先驱们所不及见的。因此，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像理学家一般的书斋中哲学家，而是努力救世的圣人。

康氏实施了对儒家的修正而未成叛徒；尚可见之于另一面。康氏对群经的不寻常处理是折中式的，不过偏向于儒家而已。在他心目中，儒学仍是根本，西方思想只作为扩充、修正，或取代传统观点之用。他的制度观常常违背了西方的影响，他的道德价值基本上是儒家的。

说康氏利用儒家之名以息反对变法者之口，忽略了他的诚心。说他自认为儒家乃是因为需要而非信服，同样是不公平的。最近有位学者说，“当古典学问的旧瓶尚未破裂之前，任何一个人想要表达他的新见解，仍然有义务在古典学问的范围内表达”。^[205]

但是这一“义务”，从儒学观点来说，乃是根植于康氏自己的思想配制，而非由环境压迫所致。他自小耽于儒学，虽欲摆脱理学，仍然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一直敬仰孔子，他深信真正儒学的道德效力并未被几百年来的伪经损坏殆尽，仍然可以恢复，不仅可为中国人，而且可为整个人类服务。他的这一信念与时倶增。他呼吁国人尊孔，不仅是因为许多儒者仍然誓守“古典学问的旧瓶”，而且是因为他对孔子有极深的敬慕。他可能自知，他用儒学来表达的一些思想非源自儒家。但是他认为这些思想和孔子学说并不是不一致，因他相信孔子是一共同的圣人，他的学说包容了所有的真理。因此，他不难用儒家之“经线”与西方之“纬线”来编织一综合的哲学织品。此一哲学并未产生康氏所要的结果。但是说康氏仅以孔子作为虚饰则过分低估了康氏的心智，对要使儒学现代化的他也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