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于1880年代之末以及1890年代之初，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最完备和最可靠的儒家真理。例如，他于光绪廿年（1894）曾说，“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125]

三年后，对此一观点说得更加彻底：

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126]

接着，康氏引用孟子之说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说孟子提及孔子学说，只谈《春秋》，不及其他。孟子特别重视《春秋》，因其最得孔氏之义。《春秋》有三传。《左传》仅载历史，所以不明《春秋》要义，实与孔子学说无关，《穀梁传》虽载孔氏学说，未及详言。唯有《公羊传》畅明《春秋》大义。

不过，康氏并不全依公羊之说，秉承其家法。他似仅取他认为真实的公羊说（或适合他自己说法的），而无视那些他所不赞同、不需要的。例如，在评估汉代公羊学二大家时，他极赞扬董仲舒而贬何休于次要地位。^[127]

不仅一次，康氏违离何休之说。最明显的例子是，何氏在《春秋公羊解诂》的前言中，引孔子之言，说是“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氏接着评述道，二书皆是圣人的创获。^[128]

康氏盛称《春秋》，而漠视《孝经》。事实上，他的大同思想中隐不见《孝经》的踪影，传统的人际关系在大同世界里自毫无意义可言。

尽管康氏以董仲舒为独得儒家真言^[129]，但并不全取董氏之说。如他取其他公羊家之说一样，仅取一部分。他随意取用公羊学说，时常被人指为污损了公羊学。朱一新是康氏所敬重的儒者，且二人常有来往，曾谓康氏欲以董仲舒来抗衡理学，竟能说出连董氏自己都不敢说的话。^[130]

叶德辉是康有为的死敌，曾说康氏利用公羊说来达到自己的私见，足令西汉儒士痛哭。^[131]

的确，康氏对公羊学派有兴趣并非是纯学术的，而是其中所含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他认为公羊学的最大价值在于“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对实际事务有效，如他在光绪廿年（1894）所说的，可扫霾噎，顿释宿滞。^[132]

梁启超也说，康氏是用公羊学来变法的第一人。^[133]

梁氏也许言过其实，但他明言康氏所关心的并不是公羊学的学术研究。

不过，必须指出：公羊学本身易使康氏自由应用。首先，公羊学派一开始，学者就倾向于借实际政治来解释儒学。康氏最尊敬的董仲舒就是一个好例子。当君权日见高张时，董氏乃重新解释公羊学使其能中和一下皇帝的权威。^[134]

他的想法被后来的学者套用，甚至是为了正好与董氏相反的目的；如在何休手中，公羊学就是增强而非减弱君权。^[135]

公羊学在清代复兴时，学者如孔广森（1752~1786）一时之间研究学术性的《春秋》之学，号称18世纪的“汉学”。^[136](www.daowen.com)

但此派的其他学者如庄存舆（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魏源与龚自珍等，又把注意力移向实际政治。^[137]

假如像朱一新和叶德辉所说的，用公羊学应用于实际政治问题是不对的，则康有为显非第一个冒犯者。朱、叶二氏的批评唯有针对公羊学的传统才算中肯。康氏的确说了董仲舒没有说过的话，但此乃因他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以及遭遇到不同的政治问题。可以想象到，假如董仲舒和何休生于19世纪，他们不会反对孔子改制以及用三统来肯定制度的变更。

公羊学启发康氏的第二个特征是此派在学术致知上不甚求史实之确切，说是孔子作《春秋》要在微言大义，而不在记录史实。^[138]

康氏屡次在他所著有关《春秋》的文字中引用此一理论^[139]，显然因为他认为此可开启自由解释儒学的大门，不必顾及历史和传统。此一理论由公羊学说得更加任意：孔子传其学说不仅是记录在经书中，而且师徒口头传述，而“口述”乃是圣人最及时的言论。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康氏极重视公羊学理论。他不难坚持说，即使是《春秋》和《公羊传》所载，也未披露儒学真理的全貌。董仲舒的成名即因其超越《春秋》和《公羊传》，以弘扬孔子未载的学说。而不幸的是过去二千年学者仅限于经书的研究，这种情形依康氏看来如“南辕而北其辙”一样的愚蠢。^[140]

经书所载当然不是毫无价值，但其价值不过是有形的符号，其意义唯有在口述的圣人之言中才能理解。^[141]

康氏更谓朱熹曾怨《春秋》不可解。此因朱子未能一问孔子未形诸文字的学说，特别是改制之义。他不知圣人之口述无须证明，所口述者即真理。^[142]

然则，在康之心目中客观并无了不起的学术价值，历史也并无学术研究的实质意义。他认定“汉学”杂芜繁冗，与他的思想观点全不相符。因康氏作为公羊学派的信徒，并不计较史事之是否正确，历史的意义只是在阐明孔子所发明的大义。神话与传说只要能够用之于此一原则，其价值并不下于可靠的历史事实。康氏曾评论董仲舒著作中有关九皇事说，孔子不仅提到九皇，实有一百七十二君，均在中国历史上闻名的五帝之前。康氏以为先皇之数并不重要，因孔子之意原在说明皇天辅德，但天命无常的大义，并不在给予正确的中国悠久历史。康氏总结道，圣人“拟议之大，岂陋儒所能知哉”。^[143]

很自然的，康氏的学术立场深受反对者的批判。^[144]

但是他的公羊学玄想虽然缺少历史证据且没有条理的分析^[145]，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反传统社会哲学。

公羊学统对康氏的思想尚有别的贡献。公羊学中的两个学说最为显著。一是说孔子乃是所有经书的制作之人，并不是述而不作之人。二是三世说，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经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过程，而人类的制度即按此改进。是则到最后阶段时，天下之人都生活在和谐的大一统之下，绝无前阶段的斗争和歧视。^[146]

三统之说有同样的重要性。据此说计有三种制度形式，以红、白、黑三色代表，每一色根据不同的原则而适用于某一朝代。一个新朝代每釆一新统来代替旧统，因此无一统可以永远不被替代。^[147]

康氏不断地根据这些学说立论，很少不将此与他的变法思想建立关系。^[148]

毫无可疑的，他深受公羊派解《春秋》的影响，自1880年代开始即努力致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