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觉察到：坚持己见是康有为的特性之一，所以当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哲学思想成熟时，便不再求进。^[114]

梁氏在此不过重述康在1880年代的自述^[115]，如我前已指出的，此不够信实。康虽顽固、武断，但他的见解仍随时而变。他处理思想问题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虽终身无大变，但他思考的重心和方向有重要的变化。

此可见之于他对经书的解释与评价。他对孔子的景仰有他自己的特点，但他欣赏不同的经说。在光绪十四年之前，他似乎接受所有的经说，对可靠的圣人之言都一视同仁。就在光绪十四年，他开始歧视古文经，认是伪说，而以今文为“真”。因此，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中^[116]，他把所有的古文经，如《周礼》《春秋左氏传》，以及《毛诗》，都说成是刘歆的伪作。^[117]

他一再强调此一看法，在下文中说得尤其明白：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120~200）。阅二千年岁月……（学者）咸奉伪经为圣法……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118]

1912年民国成立时，康氏放弃此一态度，而回到早年的尊经。他一再强调，凡儒家经典，不论今文或古文，都是中国优良传统的宝库，应该珍藏和广泛地阅读。当民国的教育部下令学生不必修习儒经，康氏写了一长信给教育部长，强烈抗议，并要求收回成命。^[119]

我们不难知道康氏何以转变。前已述及，他于1880年代放弃毫不批判的态度，一部分由于他博览中外典籍，而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在光绪十一到十三年（1885~1887）所形成的大同说新观点自与古文经不合，重诂经书乃事不容缓，而他的修正观点亦由此而产生。

康氏之转变也可能一部分由于在光绪十四到十五年间接触到廖平的思想。廖之思想很可能肯定了他自己对古文经的怀疑。同时，清帝国情况日坏使他深信唯有及时改革才能免于被西方列强瓜分；若不排除传统内的思想阻碍，有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应是康氏两部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7）的思想和政治背景。(www.daowen.com)

辛亥年（1911）情势大变，康氏亟思以变法来保存的帝国以及儒家教条，已被民国所取代。康氏在情感上以及理智上都难以接受新政体。因此，他不再致力于变法，而努力复古——试图恢复君主立宪以及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对他来说，问题已不再是分辨真经或伪经，而是重新建立古典的权威作为同胞们的道德模范。所以，他又回到对儒家不批判的态度。

尚可注意的是，康有为在不同的时候对他认为可靠的某一经书，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有时候，他对某一经书的估价，可从他对该书的重视看出。例如，他写了两本关于《春秋》的主要著作，注了《论语》和《孟子》，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具有巨大重要性。^[120]

相反的，他对《尚书》（今文本）、《易经》和《孝经》用力至少。他没有注评《礼记》的全部，只注了一部分^[121]，将他的三种注本，分别成书。^[122]

他曾致力于今文的《诗经》，但他没有写出他自己认为可以发表的文章。^[123]

他视《尚书》不及《春秋》重要，因后者最得孔子大义，而前者只不过是往事的记录。他于《易经》，少有作品，因觉此书对实际事务仅间接涉及，而实际事务乃是他最关心的。他之于《诗经》亦如此。他忽略《孝经》，可能是因为它代表曾子的哲学。据康氏之见，曾子未闻大义，在孔门中微不足道。

因此，在五经之中，康氏极为重视的仅有《春秋》，以及《周礼》的一部分。他偶尔引用其他经书以驳斥之，或每每引之以实其己说^[124]，但只以此二经作为他重建儒学的媒介。然就此二经而言，他并非给予相等的重视。从光绪六年（1880）到光绪廿八年（1902），他从事于有关儒经的主要著述时，他先偏好《春秋》。到光绪廿四年（1898）之后，才转向《周礼》。综观他对此二经的解释，可知他一些重要的转变，并可从而得知他由儒学中获得政治和社会哲学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