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对许多重要的儒家学者作或褒或贬的评价。唯一使他无条件信服的只有孔子本人——不是一般人所认可的孔子，而是他自己所认识的孔子。康氏的评论常带教主口吻，难免没有偏见。但不管他对别人的内在估价如何不可靠，至少反映了他自己的信念。我们由此可略见他的哲学立场。

孔子的门徒中以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最有名。康氏很少提到颜子，可能因“回圣”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康氏显然偏爱子思和孟子，但对曾子较轻视。他接受程颐（1033~1107）所说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并认为是孔学中最好的一篇。^[65]

他对孟子更热心，可从下面一段引文中得知：

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66]

不过，康氏景慕孟子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有一次他不以孟子有名的性善说为然，而甚以荀子的性恶说具有价值。康氏写道：

荀子之与孟子辨者，盖深恐人之任性而废学……是荀子言，未见有悖于圣言者也……然正惟从孟子之说，恐人皆任性。^[67]

曾子及其《大学》和《孝经》在康有为看来低于子思与孟子。康称曾子只是“守约”之徒，诚如宋人叶适所说，未尝闻孔子大道。^[68]

他甚轻曾子，认为朱熹以《大学》为曾子所作不确。他的理由很简单：像曾子这样的人写不出如此重要的儒家经典；再者，全书仅提及曾子一次，没有证据显示他撰写此书的任何一部分。^[69]

在人性问题上，康氏站在荀子立场反对孟子，但整个说，他是反对荀子哲学的。他的谴责是相当彻底的：

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70]

康氏继谓：

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71]

换言之，荀子像曾子一样，忽略了孔子的大道，以至首先导致伪经流传，最后产生了理学。^[72]

汉儒中唯董仲舒受到康氏无保留的赞赏。董氏在公羊学中占重要地位，曾撰《春秋繁露》，书中述及公羊学中许多最具代表性的论点。^[73]

康氏对董氏的态度，最可见之于《春秋董氏学》中的一段话。他引了一些前人赞董的话，然后说：

其传师说最详，其去先秦不远，然则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粤义，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自为之也……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74]

康氏曾称孟子为“孔门之保罗”；但据此引文，则董仲舒较孟子尤为光辉，而《春秋繁露》较《大学》与《中庸》更具真理。可注意的是，康氏赞董时在光绪廿三年（1897），那时他的主要兴趣在《春秋》；而他评诂《孟子》和《大学》在光绪廿七至廿八年（1901~1902）间，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超越《春秋》。此乃他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佳例。

康氏大致对经古文有微词，尤其是宋明理学，但并不一概抹杀。有时他对朱熹表示一定的尊敬。他承认像朱熹、张载、王守仁，甚至老子，对人类有重要的影响，即在不同之世值得敬重。^[75]

诚如梁启超曾经指出的，康氏喜好陆九渊与王守仁。^[76]

值得强调的是，宋明理学家对康氏思想形成的影响，要比他自己承认的多。检视他的著作，特别是《大同书》，可见到康氏与张载（1020~1077）在哲学思想上近似之处。康氏博览理学群籍，不可能不细读张载的《西铭》——书中深具儒家博爱感^[77]，以及“礼运”中的大同观。康氏虽承认张子的重要，但难以想象何以在这一点上，没有声明张载对他的启发。也许他亟欲摆脱与理学的关系，特别是程朱一系，因而他觉得不宜将他的学术渊源归之于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者。张载可能与程朱太接近而使他不敢承认。不过，梁启超毫不顾忌地明言康氏与陆王理学的思想关系。据梁氏说，康氏由朱次琦引导而窥陆王哲学。^[78]

朱氏是康氏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间的老师，后来，光绪十六年（1890）康氏在长兴里讲学时，又引导梁启超进入理学。^[79]

康氏深受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影响并不奇怪。陆王自己叛离理学中的程朱传统——帝国儒教的基础。两人亦与康有相同之处。陆氏早在幼年听人诵读程颐之语，心中即感不快。他问：“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另一次，他研读古籍时，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的哲学见解是：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80]

此说与康说极似。

陆氏吸引康氏者尚有一端。在语录中，陆氏要“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下引一段韵文最可见其高昂之气：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81]

陆氏甚具独立与自信的知识勇气，也正是康有为的性格。

象山在致朱熹一函中早已先显康氏抨击儒经的无畏气概，有云：

古之圣贤，惟理是视……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也。^[82]

王守仁与康有为相似之处，也甚明显。守仁在《大学问》中回答的一段，很可放在康氏的《大同书》中：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83]

康氏之赞同陆王之学并不奇怪，他认为陆王“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因此，“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84]

康氏不仅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反对王守仁，确难令人相信。^[85]

很明显的，陆王哲学事实上提供他反对程朱的灵感，并引导他恢复所谓“纯”儒学。^[86]

但是，康氏对陆王哲学决非照单全收。此一哲学中有些思想对他毫无吸引力。如陆王的“心学”过分强调个人的道德，而忽略社会制度的探讨。再者，陆王倶未分辨真实的今文经和伪造的古文经，他们对公羊学也无特别兴趣。(www.daowen.com)

与康氏同时的儒者，有两人必须一提，即朱次琦（1807~1881）和廖平（1853~1932）。康氏20岁后曾是朱氏的学生，约三年之久（光绪二年秋天到四年冬天）。康后来超越他的老师，但他一直尊敬这位老师，并在许多地方表示他的感激。朱氏似对康氏的早期思想有影响，其影响可见之于康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讲学中^[87]，他也很可能帮助康氏决定其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朱氏对儒家不同学派的兼容态度^[88]，足为康氏后来折中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想作好准备工作。康自认朱氏引导他直向孔子追寻最后的真理。康氏在朱氏文集（康于朱死后编辑）序中，提到他所了解的朱氏之学：

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郑）康成，释（朱）紫阳，一一以孔子为归。^[89]

“舍康成”以及“释紫阳”正是康氏所谓的拒斥古文经与程朱学派。此正是康氏于乃师死后不久所取的立场。

据康氏自谓，朱氏对康氏在学问与人格上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他在光绪二年（1876）曾对他的老师热情恭维：

其学……主济人经世……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于是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亲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90]

朱次琦不仅给予康氏以高度的自信，并且教以批判的精神。康氏曾述及一有启发性之事。在他离开朱氏前不久，他感到韩愈（768~824）几百年来所享的声名，有点名不副实。韩氏所关心的道，极为肤浅，而所撰述的文章很少与道有关。韩氏一直是被公认为极受尊重的学者，以及理学的先驱，康的批评当然是近乎不恭。朱氏向以严厉著称，但对康的大胆说辞仅“笑责其狂”，康并未受到他意料中的责骂。^[91]

康氏于光绪四年（1878）所受到的心智上的危机，使他与朱氏的关系告一段落。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忽绝学、捐书，闭户谢朋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至冬辞九江，决归静。^[92]

此一“危机”乃康氏思想历程中的一个转捩点，他脱离经书而推向几个方面的兴趣：大乘佛教、政制与实际政治，以及西学。^[93]

不过，他不曾放弃儒学，亦未谢绝朱次琦。他拓展了他的思想境界，奠立了以儒学为根本的折中哲学基础。他仍然感激朱氏，例如他于光绪五年（1879）写道：“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94]

即使他的佛学，似亦来自儒家——王阳明的哲学。阳明不止一次用过“天地万物皆我一体”之语。

康氏离开朱次琦后的几年里，又回到经书，但用一种新眼光来读他所谓的故纸堆。至此，他全心致力于公羊学。

康氏与廖平的关系是另一回事。他俩虽同是公羊学家，但奇怪的是康对廖一直沉默。康氏对今文经和公羊学的大量著作中，完全没有提到廖平，以至于被人认为有抄袭之嫌。廖氏本人即指控康氏偷他的见解，并说在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间，康曾取得其书一册，并曾与康在广州作过长谈。两人聚谈可能是在光绪十五、十六年间。光绪十七年，康氏撰成《新学伪经考》^[95]，而廖氏更加强调他的指控。^[96]

廖氏受到好几个学者的支持。反对公羊学和变法的叶德辉，在光绪廿四年（1898）说，“康有为之学得自廖平”。^[97]

梁启超于光绪廿八年（1902）写道，康见廖书后乃弃旧说，“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氏认为廖学乃几十年来公羊学发展的高峰，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98]

侯堮对康、廖倶表同情，在民国廿一年（廖平逝世之年）有言：假如康氏有关“伪经”与“孔子改制”之书犹如闷雷轰击中国思想界，则廖平之书可说是提供了“庞大的电力”。^[99]

钱穆大约在同时査考此事，所得的结论是，康确有抄袭之罪。^[100]

两个事实很清楚。第一，康氏如要盗取廖平的见解，他是有机会的。他在廖平发表“今古学考”“辟刘篇”和“知圣篇”等文后一年，才出版他的《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7）。当康仍在揭发何休的“错误”时，廖已经完成他有关“伪经”的著作。

第二，两人的见解显然很相似。当廖从事第三阶段（始于1888）的“尊今文、贬古文”经研究时，他已深信古文经源自“刘歆及其门徒的发挥”，而独今文经源自孔子。据此，廖氏乃撰“知圣篇”以赞扬今文学，撰“辟刘篇”以驳古文经。^[101]

廖氏又谓，孔子晚年有改制思想，不再接受周制，乃加入春秋时代决心改变周代典制者的行列。^[102]

廖平并强调，孔子在今文经中提出他改制的学说，故此“经”乃是真正的圣人之言，并不是记录古制古事的“史”。^[103]

这些见解基本上与康氏在《伪经考》与《改制考》中所论相同。

另外还有一重要的相同之点。廖平在他治经的“第四阶段”（始自1898），泛论孔子所见的政治制度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全世界；因孔子之计划原可推至全球，六经所言有普遍性的价值，自可应用于中国以及外国。^[104]

而康氏给予儒学以相同的广泛解释。

相同处确甚醒目，康氏很容易袭用廖平的见解。不过，公平地说，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康有独自发现同一真理的可能性。康读书之多不下于廖，自能得到相同的结论。^[105]

毕竟，古文经的真实性问题早已有人提出，公羊学的研究也远早于廖平推演他的说法。康氏可能在见到廖平著作前，已受到较早的公羊家，如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6）的启示。^[106]

康氏自己的业师朱次琦，在舍郑康成之说时，可能已引导康对古文经传统釆取批评的态度。我们甚至可猜想，康氏于光绪五年（1879）初识西学时，虽是一鳞半爪，但可能使康较廖更易于对群经作不寻常的解释。

必须指出，他们两人尚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康在民国六年（1917）重版《伪经考》时，在后序中说：

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变，或暗有相合。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矛盾自限，界畛自乱……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107]

康氏所指之士，就是廖平。康可能是在驳抄袭之讥。他的理由虽未说得充分，却有些道理。廖平也举出他们的不相同处，但声言此乃康在盗取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时，没有抓住要点。^[108]

对康、廖之异，说得较确切的是梁启超（康之学生）和蒙文通（廖之学生）。梁氏指出：廖之公羊学研究有功于康，但康之受益于廖仅限于《春秋》公羊说此一主题上。康氏的哲学目标大不同于廖。廖的兴趣仅止于学术，而康则主要在实际变法。梁氏以为此乃康之创获。^[109]

蒙文通则分辨两种不同的今文经学：其一源自汉代的鲁学，以《穀梁传》为起点^[110]，主要依赖《周礼》来解释今文经，廖平属这一支。另一支源自齐学，以《公羊传》为起点，依赖纬书解经^[111]，康有为属此派。因此，康虽可能袭用廖平之说，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儒家学派。^[112]

在此可有两种结论。其一，康独自得出与廖相似的见解；其二，康袭用廖说，但用之于极不相同的目的。假如后说为是，康应该受到采用别人之说而不申明的批评。但前已述及，康氏在书中提及的仅少数人，如孔子、董仲舒和朱次琦——这些人的见解他几可完全接受。他很少提及其他的人，虽用他们之说，但仅赞同一部分，如张载、王守仁，以及一些清代的公羊学者，特别是龚自珍和魏源二人。据梁启超说，龚、魏实开以儒说论政的先河。^[113]

康拒绝提廖平，因他不以廖为他的先驱，虽接受廖的一些见解，但不以他为“真理”的共同发现者。假如这是抄袭，则康不仅冒犯了廖平，而且冒犯了所有他未提及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