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康氏不接受当时的儒家传统。他坚持要回到原来的、真正的儒家，在当时已经式微的儒家^[21]，真正的儒家可经由对经籍的考证与清理错误的解释而重现。最需清除的是荀子学说这一学统，其次是刘歆（公元前53~公元23）的伪经，再次是朱子（1130~1200）所建立而影响深远的理学传统。^[22]

康氏大胆地向这些儒家传统挑战，难怪反对变法的文悌要斥责他，“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23]

文悌的指责并非完全无据。因康氏正要打倒皇家的儒学传统——此一传统根植于朱熹的理学，而成为朱熹所不能预见的统治者的思想工具。康氏所要用来取代此一传统的是，如梁启超所说的“进步”儒学，而不是“保守”儒学；是尊崇博爱，而非个人修身的儒家；是平等的而非专制的儒教。^[24]

康氏应用了儒家经典，但他对这些经典的看法确非传统学者所有。^[25]

康氏对他的看法很坚持，但并不具持久的一致性。他对不同经典的评价与时有异。^[26]

这些转变可说是康氏思想发展的不同面貌。下引文字大约写于1901~1902年间，就可看出他从少年到成年的重要历程：

予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始循宋人之途辙……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27]

此大致可谓忠实的自述。康氏虽未明指自20岁后，何时转变他的看法，但他在《自编年谱》中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指出当他23岁时（1880），他曾撰写《何氏纠缪》，显然是攻击何休（129~182）。何氏是《春秋公解诂》的作者以及今文学的大师。康氏自称很快就发觉攻击何氏的错误，立即销毁原稿。^[28]

很显然的，他在光绪六年（1880）仍然师法宋儒。在光绪九年（1883），他勤读各种有关历史、制度、音乐、声韵以及地理等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当时汉学家所致力的。^[29]

这似乎是他师法汉学家的时期，不过很快他又转变了。

五年之后（1888），康氏“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30]

当时他31岁，也就是他讲学长兴里以及完成《新学伪经考》的前三年。^[31]

光绪十七年（1891），他公开与理学决裂，不久之后即从事写作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此书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完成。^[32]

到光绪十八年（1892）之后的若干年中，康氏才如他自述的“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

在上引文中，康氏指出当他“复求之经文”，发现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之说；意指在他发现三世说之后，他才发现这一重要的理论。换言之，在光绪十八年之前，大同小康之说不可能是他社会哲学的指导原则。

不过，康氏本人不止一次暗不他早于光绪十、十一年（1884、1885）间就已演成大同哲学。他在《礼运注》自序中，署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也即是1884年12月21日。^[33]

他又在民国八年（1919）首次发表的《大同书》前二部序中，说他是在光绪甲申年（1884）写的，时年27岁。^[34]

但是他在《年谱》中则写道，光绪十一年三月演成大同之说。^[35]

因此，康氏对其乌托邦思想建立的日期，自己也有点不一致。

钱穆甚疑康自定成书的日期。钱氏指出，康在“礼运注序”中所取的立场与其1890年代早期讲学长兴里时的立场，并不相同。康并不曾在其讲学大纲——《长兴学记》中，提及大同与小康。^[36]

钱氏更指出，当时为康氏得意弟子的梁启超说，康要他研读历史、宋儒（陆王哲学）和西学。梁并没有提到“礼运”或大同与小康学说。^[37]

钱氏认为，如康已于光绪十、十一年就已发现此一重要学说而不列入讲学的课程中，是不可思议的事。钱氏作结论道，《礼运注》不可能写于1890年代前期，可能晚至光绪廿八年（1902）左右才写成。^[38]

钱氏对《大同书》的日期也有疑问。他提醒大家：当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康氏写作《人类公理》——很可能是《大同书》的初稿——时，他已开始用公羊三世说；他不曾在这一著作中涉及大同和小康。后来，在光绪十一年（1885）和十六年（1890）当他完成《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时，他才注意分辨经今古文，但仍未及大同小康之说。因此，他不太可能早在1880年代就已完成《大同书》。有资格知道此事的梁启超完全不认为康于光绪十年（1884）写成此书。梁说：“彼时尚未成书也。至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著成之。”^[39]

钱穆的推论大体不误，不过他不知上文（见第36页注①）所说光绪十四年（1888）以前康不可能已发明大同之说的证据。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可支持钱说。钱氏提到的《人类公理》一书，虽有稿本，却从未发表。^[40]

另一稿本《康子内外篇》，大约写于同时，康氏《年谱》中曾提到^[41]，也未遗失。^[42]

检视这些稿本，可知此乃《大同书》的蓝本。虽然对儒教价值的态度在稿本中不及在书中那样激烈，但一般思想取向仍是很相同的。有一些在《大同书》中详述的观点，在稿本中已具雏形。^[43]

假如他的大同思想在光绪十年（1884）就已完成，而在光绪十一年到十三年（1885~1887）写的稿本中尚未成熟，自是不可能的事。^[44]

若干“内证”还可更进一步证明《大同书》不可能成于光绪十年（1884）。在该书庚部第三章中，康氏提倡应用大同于商务时，提到天演学说。^[45]

康既不通英文，他所依据的最可能是严复于光绪廿二年（1896）译就的汤麦士·赫胥黎（Thomas H.Huxley）的《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光绪廿四年（1898）出版，中译本称《天演论》。^[46](www.daowen.com)

梁启超曾有缘先读付梓前的严氏译稿，并也让康氏先读为快。^[47]

若康氏果然从严译中得到演化这一概念，《大同书》当然不可能于光绪廿二年（1896）之前撰成。

当我们赞同钱穆所说：《礼运注》和《大同书》在光绪廿八年（1902）左右才完成时，应该指出前书虽可能是一新著，但后书却是根据许多可追溯到1880年代初稿的最后定稿。在近年辑成的康氏《年谱续编》中，有一段提到《大同书》。编者康同璧在指出《礼运注》完成于光绪廿八年三月（1902年4月）后，有云：

同时演礼运大同之义……自甲申（一八八四，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著《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又改为《实理公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而卒成《大同书》十部。^[48]

遗页参阅她继说《大学注》完成于是年7月。因此，《大同书》似于光绪廿八年的四月至八月间定稿。

康氏于民国八年（1919）在一篇序言中提到他的《大同书》：

光绪甲申（1884~1885）年廿七岁。法军侵羊城，避居西樵山北之银塘乡。痛囯难民困而作《大同书》，初意大同百年难见实行，而不意三十五年后囯联成立，遂亲见大同。《大同书》计十部，甲乙两部今始印行，余部则犹须待之异日。^[49]

这一段话予人一错觉，即康氏在光绪十、十一年（1884、1885）间完成《大同书》。此一错觉印象更由他自述的“至乙酉之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一语加深。^[50]

他应该说，他于光绪十、十一年（1884、1885）间写成《大同书》的初稿，表达他社会哲学的主要思想。

康氏在《年谱》中所记更加混淆视听。他说甲申十二月（1884年12月至1885年1月）读了佛书和西书之后，突然醒悟，洞悉了宇宙与人生的奥秘。他因而觉得世上各国家、种族和宗教都应统一，男女应该平等^[51]——大家都知道这一观点后来在《大同书》中充分发挥。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他说他致力研究数学并依几何学演成《人类公理》，开大同之制的先河。^[52]

接着他叙述光绪十二年（1886）他的思想活动：

是岁作《康子内外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53]

下面一段述及他光绪十三年（1887）的著作，也值得注意：

是岁编《人类公理》，游思诸天之故则，书之而无穷也。作《内外篇》兼涉西学，以经与诸子推明太古洪水……中囯始于禹夏之理……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以为养兵学言语皆于人智人力大损，欲立地球万音院之说，以考语言文字。创地球公议院，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养公兵以去不会之国，以为合地球之计。其日所覃思，大率类是，不可胜数也。^[54]

三年是则，康氏于光绪十年至十三年（1884~1887）间似乎写了不止一篇，可说是《大同书》的初稿。《人身公法》《人类公理》《公理书》和《实理公法》很可能都是同一著作的不同名称。^[55]

不过，《康子内外篇》似是另一著作，代表与《实理公法》一书不同的见解。检视此二书，可知前书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尊重胜于后书^[56]，我们不能说《内外篇》是《大同书》的先驱。

问题是：为什么康氏在同时写两本见解不相同的书？也许可作这样的推测，在光绪十年到十三年间（1884~1887），康氏虽已新获大同之见，但尚未能摆脱儒家传统的影响，他对他的理论尚未完全自信。他知道自己徘徊在两种见解之间，不如把两者都写成书。后来，他思想较为成熟，遂抛弃了《内外篇》中较平和的见解，而继续发挥《实理公法》中较激烈的思想，他自称于光绪十年（1884）“写成”《大同书》，并非完全无据；事实上，在那几年，他确已谱成这一著作的中心概念，并完成初稿。

值得重视的是，康氏在《实理公法》与《康子内外篇》中，都未用《公羊》和“礼运”中的名词。因光绪十四年（1888）后，他才信奉公羊学说，切断与经古文的任何关系。光绪十四年前康氏所表达的大同思想，如他自述的，是来自大乘佛教和西学。不要忘记，他在光绪四年（1878）经历一次精神上的刺激后，把全部时间放在研读佛道典籍上。光绪十年，他重新研读佛经，同时涉及自光绪五年（1879）开始阅读的西书。大约在光绪十年冬（1884年的12月或1885年的元月），他已获得在光绪十年到十三年著作中提到的主要论点，以至终于完成他的大同体制。^[57]

这些论点使他在光绪十四年重读儒家经典时，得到新启示。他虽早知公羊学说，但以前并无深刻印象，而今始见及新意义。不久，他开始引导一些学生进入他的大同哲学。梁启超回忆道，在光绪十七年（1891）初作康氏学生时，他有幸与陈千秋共同听到康氏讲解《公理通》和《大同书》二书的详细内容。^[58]

梁氏听到大同说后，十分着迷，希望能够传播出去，康氏阻止，但并不完全成功。^[59]

几年后，可能是光绪廿一年（1895），康氏开始用大同一词来说明他的社会哲学。^[60]

在1880年代早期，佛教与西方思想使康氏超越儒学传统，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经学，但他并不愿放弃儒学。由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所得的公羊学之助，使他对孔子的学说起了新的信心。他觉察到，如果把伪经清除掉，儒学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学说，包含了欧洲和印度圣哲的真理。这一觉察给予他研治经典的新灵感。

此一研治的重要结果是《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分别写于光绪十八至廿二年（1892~1896）和光绪廿至廿二年（1894~1896）。^[61]

康氏明白地指出，他写前书是依据公羊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礼记》《论语》《孟子》和《荀子》中所说的“王制”，以重建孔子所见的制度。^[62]

他未提及受到“礼运”——大同思想的渊源——的启发。另一主要著作——《春秋董氏学》——于光绪廿四年（1898）在上海出版，仍以三世说和其他公羊学说为主旨，然亦特别引述大同和小康，以及“礼运”中的名句。那是儒家著述中首次出现的概念^[63]，也是康氏首次将“礼运”学说和公羊理论相结合。

我们可想及，康氏于1890年代搜寻资料重建儒家王制时，重阅《礼记》而发现前所未注意到的重要性，而今他哲学思想发展到一新阶段，自然使他能够将“礼运”与《春秋》连在一起。此为康氏以大气魄治经的开始。他的重点虽暂时仍放在《春秋》上，但没几年之后，他对所有可靠的经书作全面性的商榷，他后来一些儒学著作的基础就此奠立：如《中庸注》（1901）、《礼运注》（1901~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以及《孟子微》（1902）。^[64]

南海圣人因而终于成为名正言顺而独立的儒家学者。

总而言之，康氏的儒学历程有三阶段。第一阶段自他幼年开始到大约光绪九年（1883）当他从古典转治汉学止，他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他叛离传统，重返古典，歧视古文经以为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第三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八年（1892），到光绪廿八年（1902）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升平说为其社会哲学指标止，他从事全面性的研治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