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实在当时已经提出）：康氏既拒斥儒学的正统解释，是否仍可视为一忠实的儒者？康氏对创立儒学的圣人景仰备至，但是我们是否能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尊重其人，而事实上并不尊重其人之说？换句话说，康氏到底是一忠实的信徒呢，还是一伪装的叛徒？

很多与康氏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反对变法者，都不认他是儒教圈内人。最维护传统的叶德辉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3]

有一些近代学者也同意这一说法。^[4]

自宋以降，斥人为异端，逐人于儒教正统之外，是打击反对者最方便的法门。例如，变法的王安石（1021~1086）被保守派指为法家。^[5]

几百年后的康有为被其敌人斥为“非儒”，自不奇怪。

其他的一些学者对此一问题的答案，则很不相同。梁启超辩称，康氏对儒家经典异常的解释，并不是要在假冒的儒家招牌下，设计自己的思想，而是要重现真正的儒学。^[6]

若干现代学者同意梁的说法，以康确是真正的儒者——虽非正宗，还是孔子的门徒。^[7]

解答康氏到底是不是儒者的问题，并不困难。主要取决于如何了解儒学。假如把儒学等之于理雅各所说的“帝国儒教”（Imperial Confucianism）——即帝国政府以及士大夫们所认可的标准伦理道统，则我们可以说康氏实乃违背孔子的叛徒。假如儒学是指孔子本人所创的学说，且一个真正的儒者必须接纳这些学说，则康仍不能被视为儒者。康氏说他排斥伪经伪说，以显扬真正的孔夫子学说。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康所根据的主要是真实的孔子学说，其存在于“微言大义”之中，^[8]

历代多由今文家（特别是公羊家）口传，是以与口传不合的一切经义，皆属虚伪。康氏唯有证实“微言大义”确由古之圣贤口口相传，其说才站得住脚。但是不幸得很，孔子的口述传统实在难以确定。^[9]

儒学自孔子死后经过不少蜕变，所谓儒分为八^[10]，此八儒的内容如何，吾人所知甚少，但我们知道，儒学的两大支孟子和荀子给儒家思想以相当不同的说法。其他不同的说法可见之于二千年的历史中。儒学渊流里渣滓之多，使任何人投入中国思想史巨流中，都难以探得底下的岩石。因此，凡是说能掌握孔子原来学说的全部知识，均不值一顾。

我们也许可把儒学作第三种说法：不把它当作任何学派，或任何学者的复杂学说，而当作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一支广泛的思潮。据此一看法，康有为像他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可自称是一儒者。他的确是一修正者，而非一泥古者。其实儒家名贤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都是修正派。这些人在解释经典时也许不及康有为之大胆，但他们毕竟予儒家传统以新内容。康氏怀疑一些经书之伪；孟子就怀疑过《尚书》的可靠性^[11]，却仍在孔庙中据要津。康氏喜好怪异之公羊派学说，但别人也喜好，包括《皇清经解续编》中的许多清代学者。^[12]

康氏把外来的（西洋）思想注入儒学；一些最重要的宋儒也吸收外来思想，虽然它们来自印度，而非西洋。^[13](www.daowen.com)

康氏被其门人比为马丁路德（此点下文将再讨论），我们似乎不能因康氏反对古文而说他不是儒者，就像不能因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会而说他不是基督徒一样。

另有一点可令康氏确为儒家之一员。他一生不断呼吁政府和同时的学者尊孔。不论时代的剧变，他坚持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的学说可为人们社会和道德生活的最佳指针。事实上，民国之后，他因感到保存中国最好的国粹比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更要紧，故对孔子也愈为景仰。早在1895年，他就建议清廷予治经者以鼓励，并遍设孔庙，以救道德的沦亡。^[14]

他于1898年作了同样的建议，且更加强调。在是年7月的奏折里，他建议以儒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以孔子的生年（公元前551）为国史纪元之始，以及在全国各地遍建孔教会。^[15]

自1912~1927年，他推行孔教会并重欲以孔教为国教。^[16]

他听说教育部禁止小学读经很愤慨，试图要求收回成命。^[17]

因此，康氏虽于戊戌前后拒斥伪经，批驳官定儒学，而今却赞赏儒学之全部，赞同经中之每一字。若按丘吉尔所谓，“一个狂热者不会改变他的想法和目标”，则康无疑是一尊孔的狂热者。若谓康氏尊孔是为了西化中国，吾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18]

这种说法绝对不合20世纪的康有为，就是指戊戌时代的康有为亦不中肯。

有人说，康之大同思想主取消家庭，足证他不够格作儒学大家庭之一员，因家庭为儒家道德生活和社会体制的基石。此说诚然，但也许我们可作如下的解释：首先，康氏虽指出家庭的缺点以及最后必将消失，但他从未说在人类进步到不需要家庭之前，家庭可以取消。只要人类尚未臻道德的十全十美（虽然人类有发展十全十美道德的能耐），家庭以及其他的社会制度仍须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再者，当人发展到可以取消家庭制度时，并不是说那时人已无爱心，而是说到那时爱心大得使有家与无家已无明显的分别。到那时，人将爱所有的人，就像爱家人一样。很显然的，此一人类之爱基于儒家仁学，特别是有名的“礼运篇”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

康氏可能超越传统所谓“仁”的范围，但他毕竟没有违反仁学。

康氏坚决不出版主张无家庭社会的《大同书》，也值得注意。他在他学生们屡次请求后，最后于民国二年只准发表一小部分，即只谈到一般性原则和政治理想的甲、乙二部。^[20]

其他部分，也就是他最激烈的社会理想，直到民国廿四年（1935），他死后八年才出版。他告诉他的学生们，社会结构不同理论的宣扬和实践应配合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19世纪的中国尚不能免除儒家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他的乌托邦理想（超越儒家伦理）如果让大众知道，将会引起危险的后果，所以暂时不能发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康氏作为一乌托邦哲学家，他是超越儒家的；但作为一实际的改革家，他仍然在儒家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