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颇为得意地说，康家13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尝有一人执过其他的行业。^[1]

这一说法并不很实在。从他家世看，19世纪前并未出过著名的学者，而且有些族人绝不是士人。^[2]

康氏大约在南宋时自南雄迁至南海，住在西樵山北麓的银塘乡（又称苏村）。首先择居于此的康氏袓先康建元，身世未明。康惟卿（建元后第九代）始读书。康涵沧（第十三代）曾在湖南任幕友职，时约在清初，有为认为他是康家“创业传绪之祖”。^[3]

康家的地位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时，逐渐上升。康世尧（第十五代）“为儒为吏”。直到康辉（字文耀，第十七代）才于嘉庆九年（1804）通过乡试，稍有文名，后来成为极具声望的教师，前后有生徒千人。他尊崇程朱学派，并建立第一个袓庙，纪念惟卿公（康家第一个学者）。有为曾说：“吾宗以孝弟为礼学，昌自公始。”^[4]

康式鹏（文耀之幼子、有为之曾祖）承继了家学，然他不再固守程朱学派，亦尊崇极受陆王影响的刘宗周。式鹏有子四人，除第三子自修生平未详^[5]外，余子曾任小官。学修候选知府；道修“高行而笃学”，佐治耒阳县（湖南省）；赞修（有为之袓）笃守程朱，中道光丙午（1846）举人，历合浦、灵山、连州训导（在广东省）。^[6]

赞修长子达初，即有为之父，受业于朱次琦（以朱九江闻于世），后有为亦游于九江之门。达初曾任江西知县。^[7]

有为的祖上并非都是学者出身。达迁（赞修之次子）曾统兵数千于蓝山（湖南省）平乱，既而入知县，从冯子材入安南定乱。^[8]

达守（达迁之幼弟）则营实业而不仕，虽然他亦颇通经史。^[9]

式鹏两位长兄（有为之曾伯袓）之一亦经营商业。事实上，据有为自谓，文耀的70个后裔中，仅有11人是“士人”。70人中之14人系文官或武官，由军职而入仕，9人在政府机构任职，但无科名。因此，自文耀至有为历五世（自17世至21世），学者仅占康氏家族的少数。康有为所提及的13世族人（自第9至第21）中，学者所占的比例，也不见得比从事其他行业的来得高。^[10]

有为对他祖先从事学问之估计虽不确实，但未尝没有意义，对其家族作学者式之尊重，反映了他自身的志愿，以及自我激励。

他并不是认为非学者身份的族人对他没有好处，他特别感激其中二人。一是懿修（又名国熹），为其叔袓之一，以布衣募集壮士，与红巾战，平定南海及邻近三县，以军功而受知于左宗棠。懿修虽非学者，然亦好学，他藏书万卷，有为自小涉猎，自谓“得博群籍，赖公书”。^[11]

另一人是国器，即懿修之幼弟，在道光季年从军。当太平军于咸丰初入侵江西时，“募兵拒贼”。不久转战于江、浙、闽、粤间，所向有功。咸丰七年（1857）累迁至广西布政使，十年（1860），护理巡抚。^[12]

他是有为族人中唯一得此显荣者，有为曾说，“吾宗光大自公为之”。^[13]

懿修藏书以供有为阅读，国器则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境遇让他俯读和仰思。同治四年（1865）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衣锦回里。^[14]

他建筑了华丽的亭园和房舍，使乡里生色。所建两万卷书楼与澹如楼乃有为常到之地。光绪十年（1884）有为即在澹如楼首次获得哲学上的启悟。^[15]

同治四年（1865），有为8岁，在欢乐中过其童年。他的聪慧赢得长辈们的喜爱，使他能分享许多乐趣，如宴会、音乐、游戏，以及于同治五年亲见新楼之起。^[16]

他生平首次体会到豪奢的生活。不过这种生活并没有断了他追求学问之路，反而更加提醒他，犹如一种“伊璧鸠鲁式的制力”（Epicurean urge）始终出现在他的一生中，平添了他的思想和行为的色彩。

他童年的快乐岁月并不很长。同治七年（1868），他仅11岁，父亲便已去世。^[17]

一家生计的担子都落在他的寡母身上^[18]，外家原是七世素封。^[19]

他与他的母亲及幼弟在很不宽裕的情况下，共住了几年。光绪六年（1880）时，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20]

有为对他母亲的敬爱，自不待言。他长久感恩于她，特别是他幼年多病而得到她的照顾，以及她对他的支持和严格的管教，即使他成年后亦如此。她用她的私房钱作家庭开支，事事不让他操心，使他能全力读书。她对他早年的引导和鼓励，对他一生的事业尤其有助。民国二年（1913），他母亲逝世后，有为曾回忆道：

为少读书无宦情，不欲就科举。母强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违。”及光绪乙未成进士，则曰：“宦途多危，吾欲常见汝，不可仕也。”^[21]

她不是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有为在民国二年回忆道：“为年虽五十，举动起居，少失礼，必面谴，不少宽。”^[22]

我们可以说，他的母亲以及姊妹的性格和才智使有为敬佩，以至使他相信，女人的人格和智慧不下于男人，终于得到他的结论：传统对女人的看法必须修正。^[23]

他爱他的母亲，使他在逃亡期间常以母为念，一有机会，即往侍母。^[24]

有为很少提及他的父亲。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其父短暂的一生中，游宦福建和江西两省，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有为的祖父以及叔伯们负起他早年读书的责任。他尤与其祖父亲近，像其他传统式的中国祖父们一样，对于长孙特别垂爱^[25]，事实上是有为的老师和伴侣。同治七年（1868）的春天，他父亲刚去世不久，有为就开始积极地读书。如有为所说，他的求知欲和进度都使他自己感到满足：

公（祖父）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囯志》。（是年）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簷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篝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阅邸报，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26]

一年后，当他12岁时，祖父开始教他写作制艺文，他援笔辄成，但并不好之。^[27]

他的祖父既是风趣的友伴，也是认真的老师。这位年老的连州公常带他到附近风景区散步，并告诉他先贤的生平和学问，诸如两庑之贤哲、寺观之祖师，以及碑帖诗文中才名之士。有为深受这些故事的启示，而自比某些先贤。有为说：

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志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28]

有为由其祖父引导，初知理学，得窥史事，植下综合论的种籽，奠下好学之基，并形成他终生不移的自信心。不过，他有一事与乃祖不合，即不愿写八股文以应试。同治九年（1870）祖父发觉他不好八股文，于是专督责他为此业。^[29]

有为的两位叔父也曾教他读书。知他早熟，他们在他祖父教他之前，已开始教读。由于他们的教导，他5岁时已能背诵几百首唐诗。^[30]

达棻（他父亲的堂弟）开始教他为文和读《书经》。难懂之处读几遍就可以记得，那时他只有8岁。^[31]

达节（国器之子）教他作文，从同治十年（1871）至同治十三年（1874）时教时辍。^[32]

有为对他二人都甚感念。

有为对他的唯一弟弟有溥（以广仁名世）亦敬爱有加。他比有溥大9岁，光绪六年（1880）一度曾教乃弟读书，堂弟有铭和有霈也参加，教的是经史，并引导他们读旁的书。^[33]

有溥和有霈后来积极参加变法。有霈曾负笈美国多年，并曾于20世纪初参与宪政党。有溥则在北京加入变法运动，帮有为提建议、作顾问，并创办女校，以及其他改良活动，包括上海的反缠足会^[34]。有溥于戊戌（1898）死难后，有为哀恸逾恒。两年后，当他流亡新加坡时，特请友人到北京找回有溥的遗骨埋葬。^[35]

有为于光绪二年（1876）与张妙华结婚。^[36]

他19岁，她22岁。^[37]

他大都不在家，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从戊戌年他出亡外国到宣统元年（1909）她与他在槟城（Penang，旧译钵）重聚，其间十余年她一人照顾他的母亲和全家。民国四年（1915），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资助康梁的反袁运动。^[38]

她受他的敬重可见之于民国十一年（1922）她去世后，他“执拂送丧，悉如古礼”，并铭其墓。^[39]

有为于光绪廿三年（1897）纳妾^[40]，因他已40岁而尚无子嗣。^[41]

十年后，他在美国时又纳一妾：何旃理系一粵籍留美女生，因见到他的相片而仰慕他，自愿为妾。她陪他旅行，做他的舌人（通译）和秘书。^[42](www.daowen.com)

当她于7年后（1914）24岁时死去，有为写了“金光梦”以资悼念。^[43]

他纳妾显未符合他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44]

不过，他并未违反当时被接受的传统。身处社会的理想国未来到之时，他觉得不妨从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俗。

他经常提到他的孩子，尤其是两个女儿——同薇和同璧——先后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45]

他甚是爱护她们，让她们受现代教育。她们常伴他在国内外旅行。^[46]

同薇翻译他所收藏的日文书，帮助他于光绪廿二年（1896）完成写作十年之久的《日本变政考》。^[47]

她嫁给麦仲华，麦氏曾编纂《皇朝经世文新编》，收了80余位作者的变法文章，包括有为之作品在内。^[48]

有为说他的妻子选了这个女婿^[49]，但很可能是他介绍这准新郎给丈母娘。同璧嫁给罗昌，罗是梁启超的学生，在庚子年（1900）曾参与反慈禧太后的阴谋。她于光绪卅年（1904）赴美途中，在日本与他相遇。^[50]

同璧于光绪廿七年（1901）的春天与她的父亲在槟城会面，然后陪伴他到印度、欧洲和美国旅游。光绪廿八年岁暮，当他在印度时，他要她到香港探望她的祖母，然后再往欧美“演说国事”。^[51]

在她离开大吉岭时，有为写了十首诗送勉，其中两首是：

美欧几万里，幼女独长征。岂不怜孤弱？其如哀众生！流涕言故国，□□□□□。女权新发轫，大事汝经营！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此是因时药，真为救国谟。光明布宗旨，感激为驰驱。圣主犹无恙，苍苍意岂无？^[52]

从这些诗句可见有为对她此行之重视，以及对她能力之估价。五年后，当他抵纽约时，她每上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后，即去见他。^[53]

有为与他孩子（以及孙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亦可见之于他晚年继续与他们一起做伴^[54]，以及他从未忘记某子或某女的生日或忌辰。^[55]

一首写于民国六年（1917）阴历除夕的诗——“开岁忽六十”——最可看出他对子女们的感情：

除夕饮团栾，群儿闹鼓吹。……严服事上帝，酒醴祀祖妣。灯烛烂廊槛，儿女欢。^[56]

有为在言行上都遵从传统的家庭伦理观。例如光绪三年（1877），当他惊悉祖父逝世后，十分哀痛：

吾少孤，自八岁依于大父，饮食教诲，耳提面命，皆大父为之，亲侍十余年。闻而哀毁，三日水浆不入口，百日内食盐菜。及从父扶柩还……与诸父结苫庐，棺前缞绖，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终是岁。于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57]

民国二年（1913）他母亲去世时，同样遵从古礼，一丝不苟。^[58]

翌年，流亡外国15年后，他重返故里，即到宗祠和祖坟祭扫，完全遵照儒家的传统。^[59]

他在许多文章里也拥护古礼，如在《春秋董氏学》中说，家和家庭伦理乃人生之最根本因素。仁固然是儒家道德的中心，但家乃是发扬以及执行道德的首要所在。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60]

有为特别提醒大家，儒家制定三年丧并作《孝经》。^[61]

并不是只有儒家重视家庭。墨子兼爱，“号称尚同，而必施由亲始”。^[62]

“佛教号称冤亲，平等众生”，而亦先度其父、其妻、其子，后度他人。^[63]

有为认为孔子学说不仅与他教相通，而且顺天理之自然。^[64]

所以说“事父孝，故事天明”。三纲实是天所制定。^[65]

有为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教育无疑决定了他的纯粹旧伦理观。

有为甚至用旧道德来攻击慈禧太后。戊戌政变后不久，他致友人一函中辩称皇上无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没有对慈禧尽孝道的义务，因她实非他的生母。有为的原文是：

按六经诸说、朱子《纲目》《大清通礼律例》，天子无以庶母为母者。皇上既继文宗，孝显嫡后乃得为母，除此皆无母名，皇上亦无子义，则那拉后者，只能为先帝之遗妾……故不知那拉之非母，皇上之非子者，则不敢声其罪而讨之。^[66]

庚子事变起，有为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函中，亦数太后之罪，欲张、刘勤皇。^[67]

有人说太后自称是“保守派”，并声言“反对任何人焚毁祖宗牌位”。^[68]

她也被说成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护她的权威，以国母和摄政的身份，她自可要皇帝服从。^[69]

她确受到当时许多官僚和士大夫的拥护。^[70]

因此，有为想打破她的立脚点，并不奇怪。他于变法失败后，指责她违反儒家伦理，也不奇怪。戊戌年（1898）九月二十九日的上谕，斥康“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因而有害礼教立国之旨。^[71]

很明显的，有为及其政敌都以儒家传统作为思想战的武器。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为后来抛弃了此一保守立场，而以家庭为人类痛苦之渊，且预测家庭终将消失于乌托邦呢？^[72]

有几样东西影响了他。佛教的出家思想，有为自光绪五年（1879）研究佛理时，即已熟悉^[73]，从中他可能得到家庭阻碍快乐的启示。一些亲戚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更加强了这一想法。例如，他甚以两位姊妹——逸红和琼琚——的苦命而难过。逸红与一不健康的年轻人订婚，然后于同治十年（1871）嫁给病危的未婚夫，新郎于婚后19天即病逝。逸红守寡43年，眼见其故夫兄弟的挥霍，亲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后，于民国三年（1914）死亡。^[74]

琼琚亦于婚后不久而守寡，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穷困而死。^[75]

有为甚以她们的不幸而痛苦，自惭未能对她们有所帮助。有为的一个学生孔昭焱在一封信里也诉说所遭遇的家庭问题，他希望做一个学者，但他的父母强迫他放弃学业以谋生计。^[76]

谭嗣同从小丧母，而被他父亲的妾虐待。^[77]

光绪皇帝也遭他“母亲”慈禧的虐待，当时许多写文章的人常提到。^[78]

这些都使有为感到：虽然他自己的经验并非如此，虽然他信奉儒家伦理，但家庭毕竟不是纯粹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