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科建构这样一个实用的话题上来，仅仅靠对话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我们说要小心警惕传播学“国学化”的原因。中国哲学虽然源远流长，但为什么没有发明传播学？当然，从本书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给出的一种回答是：中国未形成主体主义认识论基础下的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范式，因此，也不可能形成通常意义上所谓的传播学。但换句话说，虽然传播学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但交流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也长期被忽略呢？我的粗浅的答案是，这或许也与中国文化和传统中长期压抑主体的（尤其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个人主义）价值有关系。但吊诡的是，中国人在交流问题上却不乏真知灼见。这或许也和古希腊的传统有类似之处，中国人的交流思想始终不是经世致用之学，而更像是修身立德的心性修炼。

所以我们对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思想，应该保持头脑的清醒，做到“扬弃”的态度，而非捡起老祖宗的语录重新解读。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虽然没有贡献传播学，但中国的交流观可以对西方传播观作一定的弥补。这种弥补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也可以说传播学应该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一片花园，在这片花园中既需要花朵，也需要绿叶和草地。

最后，作为改革开放后重建的一个稚嫩的学科，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我们从没有参加过传播学的“大合唱”。从这个现实来说，社会学家谢宇教授的反思是真诚的。无论是社会学本土化还是传播学本土化，比起焦虑和忧思，更让人警惕的是盲目的学术自大。这种学术情结背后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整体的不成熟和民族主义化。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非常昌明，中间不受到政治运动的多次断续，那么也许中国的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可以摸索出一套自己的观念和概念来对话西方体系。但问题是我们在学习了一定的西方理论和经验后总是会陷入故步自封的学术民族主义陷阱中，过分地强调华夏或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自信的学术表现。

总而言之，中国本土的哲学观念、交流传播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在学术研究的历史流变中，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思想存在着时空错位。假设我们可以开设一次不分时代的世界学术圆桌会议，在这个会议桌上，高朋满座，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康德、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拉康、齐泽克……我们中国或东方的代表席在何处？他们又将分别同在座的哪些学者进行对话？又能谈些什么？(www.daowen.com)

这份出席名单未必很长。

但它一定具有超越主体主义的东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