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被介绍进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早期传播学的研究先驱们从引入传播学伊始，就对传播学本土化问题投入了格外的关注。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始进行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在迫切需要重建传播学学科的目标下，传播学本土化在90年代以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问题”为主题，被历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研讨会讨论。其所提出的观点既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建中国的传播学”这样鼓舞的号召，也有“寻找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规律”的洞察。

然而，“老生常谈”的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被搁置的议题。正如王怡红在1995年的文章中不无惋惜地写道：“我们是在80年代初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传播学本土化意愿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口号犹如坠入空谷的回音，时继时续。每次听到，都有倏然间获得学术抱负的兴奋，此后，又产生一种与之同受煎熬的叹惋。不知在新一轮的寂静中，传播学本土化何以可能。”

诚如王怡红所分析，80年代提传播学本土化，“在无任何学术准备和学术积累的情况下”，更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学术激情。在尚未消化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前提下就谈本土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是自说自话。

但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这种“空谷现象”并没有随着传播学研究的繁荣而得到深入的讨论或推进。虽然学者们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期望很高，两岸三地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对话和交流也日益丰富，但纵观近30年的传播学本土化讨论，主要分为三种取向：

第一种是支持传播学本土化的尝试，比照传播学相关研究主题，倡导中国儒家谋略思想、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从传统典籍出发进行本土化传播学开拓，乃至建构“华夏传播研究”“中华学派”，认为本土化是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根本出路。(www.daowen.com)

第二种是对传播学本土化持部分审慎态度，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焦虑的背后摆脱不了骨子里的中学西学畛域之见，不应埋头故纸堆，而应回到“中国问题”“地方性传播实践”，尤其是要在与西方接轨的前提下，以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经验，超越传播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

第三种取向则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批判反思，此类研究并不否定传播学本土化的尝试，但认为目前的传播学本土化或存在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移花接木，或是过分强调理论自信，无限制地放大中国特殊性，本土化背后的“他者化”其实反映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主体缺失，进而导致以模仿西方理论和方法建构所谓传播学本土化，而这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主体性。

如上三种取向，其实都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传播学界近30年对本学科建构的尝试。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引入、学习、反思、批判、再学习的循环过程。可以说，传播学本土化背后既有学科建构的焦虑，也离不开近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促成，当然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自我觉醒和文化自信密不可分。已有的研究已经将这段传播学本土化的历史做了详尽叙述，上述众多学者也尝试为传播学本土化设定了目标、内涵和基本问题，但基本上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语境看待本土化这样一个宏大议题。传播学本土化虽然近几年渐渐淡出主流学术讨论，但其子话题“华夏传播”“中国传播学”“中国传播思想”等却发展得蔚为大观，颇有与西方经验传播学“分庭抗礼”之趋势。

顺便一提的是，本土化这个问题，谈论最多的并不是传播学，而是传播学的“老大哥”社会学。近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和讨论尤其热烈，这未尝不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努力与西方社会学对话的准备。但同样值得反思的是，除了自然科学不提本土化（例如物理学本土化），我们同样也很少听到文学本土化、历史学本土化的说法。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与传播学有近亲关系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之所以同样面临本土化命题，背后深藏着中西方认识论的特殊性，而这也是本书以西方主体主义哲学作为切入点，去思考传播学建构背后的认识论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