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较早引介空间之于传播学研究意义的文章是2006年袁艳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上的《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作为传播语境的空间、作为权力的空间和媒介技术与“空间感的丧失”，以及后现代空间几个层面对空间之于传播学研究的可能作了介绍。然而，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很多年，都没有激起国内传播学界对空间与媒介研究的深入关注。直到2015年左右，随着“城市传播”等概念的引入，传播学与空间转向才再次产生了可能。

吴予敏教授认为，在城市传播研究的新领域中，传播的视角有两个。一个视角从信息载体或传播介质方面着眼。在城市空间里，聚合了从最原始的到最先进的媒介形式，媒介与城市空间彼此融合。另一个视角从人的沟通交往方面着眼。在城市生活中，个体为了应对生存环境，积累社会资本，需要掌握复杂多变的沟通交往方式。这两个视角，一个是由媒介着眼观察人的生存空间和行为方式，一个是从人的行为方式着眼观察人的社会关系和观念形态。而这类的研究目标，则是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

这种通过空间视域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尝试，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带领下形成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系列组稿《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上）》（谢静）、《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孙玮）、《城市传播研究的探索——“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研究的导言》（潘忠党）等。(www.daowen.com)

差不多同一时期，刘涛教授对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空间思想与社会化媒体的研究进行了勾连。如在《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中讨论认为，社会化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特征吻合了现代社会本身的碎片化趋势及其空间实践，空间生产呈现一种新的生产逻辑和空间体验，本质上体现为对碎片化的缝隙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在《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中，通过对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进行对话批判，文章分析认为，在社会化媒体所创设的新的“社会语境”下，权力和资本不仅共同关注碎片空间这一崭新的空间形态，而且都强调对空间可见性（visibility）的生产实践，同时又都致力于在一种变化的、暂时的、过渡性的流动空间图景中实现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这极大地批判并发展了两种空间思想的意义内涵，并且在空间观念和空间实践两个维度上具有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从当前来看，传播学的空间转向更多像是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围绕城市空间中的媒介、城市空间中的沟通和交往，以及从空间社会学的思想史中反思传播现象和问题（例如社会化媒介）。从空间的视域去看待传播问题，为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看问题的角度的同时，也可以设定许多新的议题，例如空间生产问题、空间正义问题。不过，如果从更加本体论的层面去看待传播中的空间问题和空间中的传播问题，也许是对传播研究问题更加深刻的超越。例如，已有学者从物质性的角度对城市传播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这些对欧陆最新哲学思想的汲取，对重新发现和讨论传播学的元问题，的确有相当多的启发意义。同样类似的一个亟待被发现和重新思考的问题领域，则是下一节要谈到的传播中的身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