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社会学的现代性谱系始于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而大众媒介在这种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现代性技术环境。“整个空间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生活的现代人，其现代性的体验与空间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息息相关。以现代建筑为例，无论是迪拜大厦还是埃菲尔铁塔，它们是真实的空间，也是空间再造的现代性想象。在这种现代性的想象中，社会关系被空间建构，空间成了中介，“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代替了“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in space）。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比如哲学性假设中的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也不是一个终点（一种社会的产品，或者这种产品所处的场所）。就这个术语的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中介（intermédaire），即一种手段（moyen）或者工具（instrument），是一种中间物（milieu）和一种媒介（médiation）。在这一假设中，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如果意图就隐藏在空间形态表面的连续性下面的话。”

列斐伏尔意义上的媒介（médiation）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媒介（medium），当然更不是狭义的媒体（media）。但如果我们把空间视为中介（intermédaire），它势必要通过具体之物来确定轮廓、边界和格局。所以现代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的空间，“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émietté），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出于隔离状态的空间。人们试图这样定义它所具有的这一矛盾性特征：连接的与分离的”。(www.daowen.com)

而促成这种“连接的与分离的”矛盾现代性特征，与大众媒介息息相关。大众媒介不仅建构了现代人“同时性”的想象，也在空间维度建构了现代社会意识，物理的空间或许是分离的，但通过大众媒介，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可以建构空间的连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在论述印刷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空间生产时强调：“这个包含了半岛人和欧裔海外移民间冲突的世界，乃是18世纪末美洲民族意识出现以前的世界。被束缚的总督领地朝圣之旅要等到其旅程所涵盖的范围能被想象为民族之后——换言之，要等到印刷资本主义来临之后——才会开始具有关键的重要性。”通过大众媒介和其他媒介（建筑、绘画、雕塑），空间可以被重新分割（découpage）、拼贴（montage）和聚集（groupement），从而建构出新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