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构成自我、他人和社会关系。空间问题作为人类安身立命，汲取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的首要要素，在渊源的学术思想河流中不乏涟漪和波澜。然而，空间理论真正进入当今社会理论的视野，还要开始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空间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空间成为区隔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房地产等空间资源产权化越彻底、资本化越强势，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栖居空间的人权状况就越糟糕。基于这种工业化的后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空间的实质，在对资本私有制批判的过程中隐含了对资本的空间批判。事实上，早期社会学家普遍注意到了空间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涂尔干意识到了空间划分的社会差异性，齐美尔发现了空间（距离）之于现代性体验的意义。而在20世纪上半叶，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思想家们大都聚焦在时间的重要性上。这种对时间主导性的强化最终演变为时间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全面主导。

1967年，福柯在某次以“空间”为主题的演讲中宣称：“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其甚至超越了与实践的联系。”随着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城市社会学也逐渐以空间研究范式开始一系列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他们从齐美尔等欧洲社会学思想中汲取养分，将城市作为“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利地进行研究”。其中，戈夫曼所提出的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等理论和概念，成为影响后世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经典空间理论，正如戈夫曼自己所述：“我想把这个研究报告当做一种手册，详述一种社会学观点。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学观点来研究。我们将描述异族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框架，而这一框架能运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设施，不管是家庭设施、工业设施还是商业设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开始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思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等学者开始以“空间生产”、“空间政治”、“空间正义”为路径，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进行空间维度的批判。(www.daowen.com)

空间问题的转向，与20世纪西方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反思有密切的关系。“人们热衷于在变化的社会时空中寻找超越时空限制的一般性法则，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而空间区域则往往被普遍主义的空间隐喻所消解，这使得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他们所迷信的那些所谓的普遍规律本身的时空限制——既是在特定时空中才可能有其或然效用的法则，也是在特定时空中被建构起来的法则。”而在现代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以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去解释新的时空转向及其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不能深入问题的肌理。在这样的技术倒逼下，列斐伏尔转向了研究“后技术”社会（société“post-technologique”）机制，他认为由后技术所带来的将不再是工业社会，而是“都市社会”（sociétéurbaine）。为了解决空间中的矛盾，空间政治经济学将构成为一个宏大的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戴维·哈维转向了“空间正义”对于社会正义的重要意义。哈维将当代空间生产划分为三个基本过程：全球空间生产、自然空间生产和城市空间生产，它们同时也代表着当代空间生产中的三种特定情境，三者既紧密联系亦相互制约。其他学者，如继承了马克思批判路径的哈贝哈斯，则从公共空间理论出发，用规范性的“公共领域”建构现代民主机制。吉登斯则从空间出发，用现代技术的“脱域”机制解释现代性危机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爱德华·索亚看来，哈维与吉登斯对空间问题的思考都是社会本体论的，需要建构一种空间本体论的批判理论，并建构了一种空间唯物主义，即把空间上升为同主体、时间等处于同一层面的本体论范畴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