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第一种可能，即重新评估我们以往传播学的技术（媒介）研究。所谓技术决定或不决定现实世界的发展或进步，终究不过是主客二元对立视野下的硬币的两个面的问题。传播学不仅要研究纯粹的工具性的技术，更需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估那些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以及那些被遗忘但并非不重要的旧技术。

有关第一个方面，即对待那些新技术，如今依然是传播学的热门话题，某些场合，它们甚至成了传播学的代名词，所谓新媒体研究、媒介融合研究、全媒体研究等占据着今天主流的经验行政传播学学术话语之中。我们很难说这些研究及其研究体系是不合理的，或者简单地否定其社会效益。好比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之中，人们或许更寄希望于新媒体或融媒体能够带来信息的自由和流动，以便缓解疫情带来的社会焦虑和问题。

相较于这类技术化的研究，技术哲学作为传播学中并非多么主流的研究，开始从更加去主体化的角度去反思技术。在这些有关技术哲学研究的新潮中，传播学跳出了20世纪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现代性—工业社会”的后理性主义批判范式，开始拥抱更加广阔的媒介技术转向可能（虽然这些是否能够实现传播学研究超越，或是重归技术中心主义还值得商榷）。

作为欧洲媒介理论的新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理论及译著近几年开始逐渐进入国内学术圈，对基特勒的研究热潮也大有当年哈贝马斯研究热潮的可能。谷李在2013年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冷热与未来》一文中不无讽刺性地评价：据说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去世后的数周时间里，德国的媒体上不断地出现悼念和见证等形式的纪念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作者们不仅表达追思，更对基特勒的学术思想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将其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相提并论。这些文字的数量和内容从侧面证明了基特勒在德国的学生和信徒之众。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主要的英语媒体中，只有英国的《卫报》刊登了一篇不温不火的讣告。如果基特勒泉下有知，不知他对这样的冷热反差会作何感想。

基特勒大概要欣慰的是，自从他死后不久，在中国的传播学界，他的研究者或门徒们倒是越来越多，倘若他多活几年，说不定可以很风光地来中国办几次讲学。从2014年起，张昱辰等学者开始聚焦基特勒的相关演技，张在《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一文中，从历史语境和学术脉络出发，对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技术思想进行探讨。该文指出，基特勒深受海德格尔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学术探索中融合并发展了香农韦弗的信息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创性地将媒介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他的媒介理论批判地检视了媒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被视作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2016年，张昱辰在《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一文中，对基特勒使用“话语网络”这一关键概念，考察了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与机构构成的话语网络及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推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了介绍。文章指出基特勒建构了媒介“基础”与话语网络“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正是媒介技术和话语网络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变革。该文认为，这一辩证法可被视作媒介物质主义理论。

不过，基特勒的技术哲学是否超越了传播学的技术决定论，尚值得思考。胡翼青认为，基特勒在“技术决定论”这个问题上可能比麦克卢汉走得更远，在他的视野中，作为组织者的媒介不是人的主体性可以抗衡的。……基特勒显然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更偏向于海德格尔的立场——技术先于人而存在，这便使他的观点类似于后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行动的主体未必是人。在媒介技术面前，人不是主人，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话语网络也只是媒介技术的后果。甚至在基特勒看来，连精神分析这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式也是可以被记录和复制的产物。基特勒似乎对主体主义“超越”的足够彻底，如果说此前关于媒介的研究还只是将认识论天平上的大部分砝码放在的“人”的这一端，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则有种让人的主体性彻底消失的努力。但问题是，这真的超越了主客二元论吗？基特勒、拉图尔们所认为的物也是一种行动者当然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或许作为传播学，我们依然需要一些冷静，那便是传播是人的传播，传播学是人学，而这种人的交流属性，与作为行动者的物的属性的界限，依然需要我们慎之又慎地对待。假如我们让传播陷入某种物质主义的陷阱，那么人终究也不过是一种碳基生命而已，“月亮代表我的心”便毫无诗意可言，因为月亮永远只会是一坨硅酸盐岩石为主的球体而已。(www.daowen.com)

对基特勒的研究还与最近几年尚较冷门，但相对新颖的媒介考古学产生了勾连。施畅在介绍媒介考古学时评价：“媒介考古学”（mediaarchaeology）近年来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理论术语，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研究者们对其毁誉参半的评价。一方面，媒介考古学不满于媒介史的主流叙事，以其标新立异的壮志雄心吸引了不少关注；另一方面，媒介考古学也因其学科边界的暧昧不清、学术目标的似有还无而饱受争议。一时间，有人誉之为别有新意的研究进路，有人斥之为言过其实的学术噱头。

施畅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对基特勒进行了回顾，他研究认为，基特勒秉持媒介中心（media-oriented）的研究取向，将信息的储存、处理与传输作为探究媒介文化的起点，这使得不少人将他的研究奉为媒介考古学的先驱之作。尽管基特勒本人从未声明自己是一位媒介考古学家，他甚至在一次访谈中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媒介考古学之间存在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诸多媒介考古学者以他的研究取径与学术旨趣作为指引。沿着基特勒的思路，媒介考古学者如是断言：“技术不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偶发产物，相反，技术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主体存在、意识及无意识的条件。”

最近几年，对基特勒等欧洲学者的思想进行研究在中国传播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的兴起，反映了新一代学者自觉的理论前瞻性和对传统传播学范式的突破尝试。胡翼青指出，技术哲学范式让传播研究者意识到如果把传播学当作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知识体系，就可以极大地激活这一原本被看作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的理论潜力。如果传播学与技术哲学可以完成相向而行的话，哲学可能会发生像语言哲学转向那样的转向——媒介哲学转向。

技术哲学开始被传播学界重视，其实也带来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何在？看上去，传播学科正在研究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传播学的专属，而如果真的发生胡翼青认为的一场媒介哲学转向，传播学相对于它的爷爷辈的哲学而言，其学科合法性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答案，不过我想接下来从传播学技术转向的另两个重要学者谈起，通过勾连他们之间的脉络，反思传播学建立学科边界合法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