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媒介进行批判是美国传播学界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这个角度的批判其实在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等人的思想中已经有所表达，但并没有条分缕析地形成为某一种专门化的研究趋势。葛兰西是亲身投入无产阶级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早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这一概念。他在其《狱中札记》一书中从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现代国家、政治霸权、后殖民主义等多方面论述了关于文化霸权的思考。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极权统治，不但从政治领域进行霸权统治，同时将霸权统治从文化层面悄无声息地渗透了进去，他将市民社会视为霸权得以实现的真正的作用场所，因而一定意义上讲间接地涉及了现代社会交往问题。

但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能算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前身，他们还停留于革命斗争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如今对大众传媒与现代传播进行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的北美派则是温和得多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至多只是继承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立场，不过他们开拓了主流功能效果研究之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了传播与社会的研究内容。

陈卫星教授认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这种概念转型，其核心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学者重新阐释为复数意义的“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ies）。这种概念转型有助于研究者从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识和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郭镇之教授则认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www.daowen.com)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诞生有其历史原因。文森特·莫斯克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政治经济学转向传播的社会性因素归结为四点：“首先，报业、电子媒介、电信业从家族企业转变为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形态。其二，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包括社会关系与消费组织。其三，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最后，商业和国家的壮大推动西方核心国家权势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平等和‘媒介帝国主义’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麦兹（Dallas.W. Smythe）和席勒（Herbert Schiller）开创了对传播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媒介层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出发点是媒介研究，已经不同于欧洲新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意识形态研究），他们分别提出了如下一些主要思想或理论：斯麦兹提出了“受众商品论”（Audience As Commodity）、“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席勒则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他发展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集中对媒介入侵政治经济领域并控制信息流通进行了分析探讨。

当前，在我国的媒介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展露出显学的态势。但在我们泛泛而论地引介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要谨慎地反思，中国媒介的生存环境与北美媒介环境的本质区别：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他们的立场是温和的改良立场；尤其是这种批判乃是基于欧美自由主义新闻传播环境，在我国党管媒体的媒介环境下，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可能只是市场批判，而少有或者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