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题中之意。不同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直接的政治斗争武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看重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维度，并认为这种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同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问题直接相关。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消亡的危机并没有发生。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也获得丰富与满足，物质上的鸿沟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并不是那么显见了。但这些“表面文章”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新手段。早期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还建立在企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目的之下，等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这种政治革命性减弱了，这主要与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挫折有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励精图治，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个空前的恢复期，政治斗争也服从经济发展不再激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性，但批判与讨论的方式并不宣扬直接的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文化意识形态的觉醒。阿多诺等人将资产阶级意识批判为一种“虚假意识”，在这个命题之下，他们围绕启蒙辩证法、技术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的人等问题展开了具体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围绕这个主题，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重新反思了近代以来被西方社会高扬的理性精神，即主体主义认识论下的理性主义原则，认为启蒙并没有完成其使命，并且在今天步入了倒退，他们认为：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则倒退成了神话。在这个主题之下，他们在《文化工业》中谈到的启蒙意识形态倒退问题，直接涉及了对现代传媒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认为，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偶像化。”(www.daowen.com)

批判学派甚至将现代大众文化视作与法西斯主义并无二致的洪水猛兽。在批判大众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时，阿多诺对广告进行了批判分析。1936年，阿多诺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人们最终还得捡起法西斯这个问题，这样就会马上出现进行社会心理‘调解’的难题。但这可以在一个似乎‘善意的’模式上学习，即广告。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广告的学习对法西斯的结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广告在法西斯那儿第一次进入政治中心——确切地说是进到了政治的最前端——广告的经济前提或许再次与法西斯的经济前提不谋而乱。”

基于这样一种对待传媒的批判态度，阿多诺等人与美国经验实证研究者从研究旨趣到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在阿多诺流亡美国期间，他与拉扎斯菲尔德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广播合作研究，但这次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合作是失败的。阿多诺对美国的经验实证研究嗤之以鼻，不予合作；拉扎斯菲尔德们对阿多诺也并不待见。这次合作的不愉快同具体的历史条件也有一定关系：作为流亡者，阿多诺们对待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持有对待纳粹集权统治一样的戒备心理。同时美国的研究环境和商业化了的大众文化，给当时在美国搞电台项目的阿多诺很大的打击，“它大大超出了他在20年代里在老欧洲所记得的天真幼稚的范围”。由于他们的精英主义文化心理，对待这种寄人篱下的“工匠”研究当然不屑一顾。传播学界普遍将这次研究合作视为经验实证与批判思辨两种不同学术力量的第一次对话（或者说“较量”），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到底传播研究是应该如美国那样相信科学的定量实证，还是像欧洲学派那样更注重价值的判断和规范？这二者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不可调和的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找到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