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归类到“符号—社会”研究之下的还有一位非主流但却极其重要的思想家，他就是沃尔特·李普曼。正如黄旦教授所认为的“就传播研究变化的具体线路而论，李普曼是不能缺席的”。李普曼对传播现象和问题所进行的人文主义角度的思考，有很多瑰丽的思想火花可以视作日后大众传播学问题的伏笔与铺垫。李普曼思考的问题与路径（李普曼准确说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因而谈不上研究）同上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李普曼论述了二重世界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论述与库利、米德的“镜中自我”“主我—客我”有着相同的逻辑出发点：如果说库利、米德的思想是“个人—个人—社会”，李普曼的则是倒过来的“社会—个人—个人”。也就是说，芝加哥学派的视角是由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到社会性交往，李普曼的视角则是由社会性交往（大众媒介）到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当然，这样概括不一定准确，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李普曼也是基于一种关系交往的逻辑思考大众社会。

李普曼还透彻分析了刻板成见（Stereotype）这一问题，他在《公众舆论》中这样写道：“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别人的行为，那么在了解到他们的心思和见识之前，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不仅要对他们所处理的信息，而且要对他们据以传播信息的观念做出评价。因为，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这些论述与符号互动论恐怕只是隔着一条学术门槛的界限了。当然，由于李普曼只是一名专栏作家，并无专家学者的头衔，因此他的传播思想在早期自然主义视域下的传播学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施拉姆不选择李普曼作“奠基人”与巩固传播学科的学术地位不无关系，在美国本土难得有的人文主义传播研究就这样因为学术门槛问题而与传播学擦肩而过。这还仅仅是表面问题，在黄旦教授看来，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李普曼，他们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关系”研究没有得到承接才是最大的可惜。(www.daowen.com)

虽然我们今天重提传播思想史，给予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以及李普曼很高的地位，并认识到了它们对于一门真正健全的传播学的意义。但是很可惜，芝加哥学派自身在发展过程中衰落了，符号互动论也仅仅在零散的传播研究中偶尔闪烁其光芒，李普曼则始终只是一个早期“舆论”研究者。反观以交往为核心、以符号互动论为框架、以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为中心议题的“符号—社会”研究取向，其对于今日占据主流的定量实证的传播行为研究，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