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上寻找源头，齐美尔（Simmel Georg）的社会交往思想影响了“符号—社会”的研究取向。虽然齐美尔没有直接论及“符号”这一被芝加哥学派直接运用到符号互动论中的概念，但他谈到了“形式”这个概念，形式概念是齐美尔哲学的中心枢纽。齐美尔认为形式是被人创造的，用来表达和实现价值的一种概念，形式构成了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科学、法律、技术等等都是文化形式。这样，齐美尔论证了一种“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确定了社会学以社会交往为其主题，并且着重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

于海教授认为，齐美尔对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他的哲学观点与宏观的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摧毁支配19世纪的社会思想模式，传播一种新的互动的、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想。齐美尔用关于社会互动的科学取代关于社会的科学，用人文主义观点取代自然主义观点，从而对超越有机论与进化论的遗产有重要贡献。就齐美尔的思想与传播学的关系而言，有两个较直接的联系：1.社会何以成为可能？齐美尔认为，社会不是唯实论者（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的独立于组成它的人们之外而存在，也不是唯名论者（以韦伯为代表）认为的是人们及其行为的组合。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2.他的思想影响到之后芝加哥学派的人际交往研究。正是其微观社会学理论中的交往互动研究直接影响到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芝加哥学派学者。

现在，当我们拾人牙慧地论述杜威、米德、库利、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多少会有这样一种直觉上的感受：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等人虽然研究的是社会环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他们的思想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交流哲学”的取向。这正是他们区别于耶鲁学派、哈佛学派的一个明显特征，如果细加咀嚼，能够进一步感受到这些“交流哲学”中内嵌的人文情怀。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引用“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文学化地表达他的“镜中自我”（thelooking-glass self）思想，他本人几乎不做定量研究。从总体上看，这种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同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关系。以符号互动论的鼻祖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为例，他于188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之后又赴德国师从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和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冯特本人除了是一个医学家、心理学家，同时也是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心理学研究强调一种内省式的实验方法。如果说冯特的风格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多，狄尔泰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是解释学和生命哲学的创立者，他反对实证主义，认为“精神科学”应该注重“理解”。这样一种学术熏陶带来的研究取向，在米德艰深晦涩的著作中也能够体现：米德的代表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与其归类为社会学或心理学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哲学著作更恰如其分，在这本书中他所谈到的“主我”“客我”“心灵”“符号”“意义”其实是从一种心理哲学层面进行的探讨。(www.daowen.com)

再如帕克（Robert E. Park），虽然他是一个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者，与传播直接相关的研究只有移民报刊的研究，但通过他对传播概念的论述，也不难看出他的人本情怀。他定义传播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这个定义，作为一种“移情说”更适用于交流哲学，而与我们一般传播定义的信息传递观迥然不同。此外，帕克的“陌生人”研究，也直接受到齐美尔“社会距离”思想的影响，齐美尔在研究社会学时则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进步是通过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积累和分析事实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这与涂尔干等学者注重经验事实的风格大不相同。综上可知，芝加哥学派这一套概念与研究问题，基于一种从欧洲遗传过来的人文的关系视角，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当然，如果说芝加哥学派是完全的人文主义研究也是不妥当的，但就其总体对传播学的影响来说，他们的研究更关注“交流哲学”，他们的实际研究也多与人际传播相关。

芝加哥学派除了上述“交流哲学”的思想与传播学有关之外，还直接孕育了符号互动论这一重要理论。从今天的传播学研究来看，符号互动论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并且在不同流派之间的交叉研究中起到了勾连作用。此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创造的“拟剧理论”、在《污名》一书中对“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研究，都发扬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社会”研究传统，并继承了其人文主义的研究视域——他的研究甚至直接通过文学题材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正如库佐尔特（Cuzzort，R. P.）在点评戈夫曼的研究价值时所说的，“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戈夫曼的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依然值得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