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传播学中的技术决定论时，人们总是会下意识想到麦克卢汉，但麦克卢汉从来没有自我标榜过是技术决定论者。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麦克卢汉依然代表了媒介研究中的技术论转向：麦克卢汉的所有媒介思想都带有一条逻辑前提，即媒介技术总是在进步的，而社会和人会协调适应媒介技术的这种进步；作为一个“老本行”是文学研究的人文研究者，麦克卢汉私下并没有表示对电力媒介的好感（这在其“冷热媒介”观点中有所体现，同时麦氏生活中不太会用电器，也不使用打字机，不会开车，不喜欢看电视）。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这说明在技术决定论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他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反而呈现无意识的价值分裂，即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对抗中摇摆：在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背后实际有着个人利益的考量，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由于缺少人文关怀与价值依托，最终只能走向技术乌托邦。

由麦克卢汉延伸到其他媒介技术研究者，虽然很多研究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中有一种技术决定论逻辑，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同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媒介先驱”在旨趣上是有相当大的共同之处的。这些研究者主要有：尼尔·波斯曼（虽然他是以悲观主义的论调批判技术理性，但这种批判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学者人文主义视域的批判，波斯曼的批判核心是“技术垄断”）、尼葛洛庞帝、保罗·莱文森（他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以及其他麦克卢汉思想衣钵的继承者。

技术决定论自然是对技术理性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研究或思考中，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等人或暗示或明确地表达了对技术的忧虑。但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在否定技术决定论，在我看来，这些忧虑与其说是对技术理性的忧虑，不如说是思想家“理想模型”与“生活世界”冲突的后果。技术论者们认识到技术作为人类“火种”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他们像普罗米修（Prometheus）一样坚定“火种”的进步意义。而面对“技术”的魅惑，技术论者们恰似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面对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就再也不可能合上。(www.daowen.com)

在技术论者们看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传播革命。伊尼斯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传播革命，但他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两本书中显然已经从宏观上诠释了他的传播技术与时空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革命性意义。客观地说，人类社会每一次的进步都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传播技术也一样，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到机械复制到电子化传播，再到如今的新媒体传播革命。我们的交流工具越来越便捷，我们的交流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们的交流体验越来越无限制。可是，我们却面对越来越多的“交流无奈”。技术决定论者们理想模型中的乐观设想在这个新媒体传播革命时代或许又要再一次面对生活世界的无情讽刺。这是因为技术吗？还是无关手段，关乎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