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是理工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与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社会技术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最早提出了系统论思想，其《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1968年）为其代表作。控制论则是由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n Wiener）在其《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1948年）、《人有人的用处》（1949年）中提出，维纳是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的老师。克劳德·申农（Claude Shannon）是美国数学家，被视为“信息论之父”。1948年，他在《贝尔系统技术学报》上的论文“AMa the 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信的数学理论》）开创了现代信息论研究。

信息论直接形成了“信源”“信道”“编码”“信息传递”“解码”“信息冗余”“噪音”等概念。但是申农根本无意于什么“传播学”研究，他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作为一个数学家，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工业设计中的通信模型服务的。虽然通信是一种传播现象，但申农研究的显然不是人类传播行为。

申农使用“信息”这个单词，指称一个与消息概率有关的技术性术语。在第一次梅西会议上，申农和维纳对信息做了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设想。他们对于信息的定义，是为了让信息可以被计算为相同的值而不考虑信息所处的语境。换句话说，他们将信息与意义分离开来。但在关于该理论的使用问题上，申农自己非常小心谨慎，反复强调他的理论只考虑传播渠道有效传递的消息，而不考虑这些消息所包含的意义。尽管其他人很快就赋予这个理论更加宽广的语言含义和社会含义，申农自己却抵制这种尝试。在回应阿勒科斯·贝弗里斯（Alex Bavelas）在第八届梅西会议上关于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s）的报告时，申农谨慎地说，“（我没有看见）我用在传播工程（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中的信息概念与你在这里所讲的有多大联系……，这里的问题与寻找最好的符号编码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关于发送什么？向谁发送？这类语义学问题的决心。”(www.daowen.com)

控制论的重点是其“反馈模式”，它受系统论影响，强调系统内的平衡，但这些都不过是一种纯粹工程学角度的研究模型。与其说它们可以比照到人类传播现象，不如说它们可以作为所有宏观世界物理现象的理解模型。在控制论的奠基阶段，诺伯特·维纳和申农等人在1943年到1954年召开的梅西会议中提出了一种信息理论（申农的领域），一种证明神经像信息处理系统一样工作的神经功能模式（沃伦·麦卡洛可的事业），能够处理二进制代码、能够自我复制、可与生物系统相提并论的计算机/电脑（约翰·冯·纽曼的专长），以及一位能够挖掘控制论范式的内涵并阐明其巨大意义的梦想家（维纳的贡献）。尽管如此，维纳作为控制论的奠基者，依然怀揣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他并不希望把人变成机器，而只是要证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工作。

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诠释了早期传播学研究中的技术理性取向。虽然这些工程科学的研究成果与人类传播行为并无根本联系，甚至可以说歪曲了人类传播研究的本质，但因为其“实用”“科学”，这些技术论研究成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传播学的基石。直到今天，“三论”依然是一般传播学教科书里的经典。“三论”使传播学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三论”设置的研究框架，传播学既舍不得摒弃，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框架把人类传播行为过于简单化了，“三论”从方法论层面侵入传播学，使技术理性在早期传播学研究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