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行为主义是自然主义视域中以生理学为研究参照系的研究典范，那么作为美国现代社会学基石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毋庸置疑是以生物学为参照系。孔德最先把有机体类比引入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用细胞、器官、组织这些生物学的概念来类比社会结构中的家庭、阶级、城市等概念。这样一种思考逻辑与研究框架，属于典型的自然主义世界观。

斯宾塞则对孔德的这种设想具体地进行了论证，他对推进功能分析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他论证了生物有机体和社会超机体都展现的“类似的有机原理”，第一次把结构差异与功能分化勾连。第二，他对“功能主义需求”的思想作了阐发，即：一个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求，任何一个系统里的动力过程都可视为是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功能过程；一个系统对其环境的适应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些功能需求的程度。斯宾塞锻造了如下这些基本概念：结构、系统、功能、需求、适应等，这些概念之后成为功能分析的基本术语。

涂尔干用其具体理论成果研究推进和发扬了功能主义社会学，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研究社会整体的团结，并区分总结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将功能主义从研究路径发展到直接创造经典社会学理论。此外，拉德克里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创造性地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在传统功能主义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结构层面进一步区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需求（“生存必要条件”）。但功能主义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的领军人物，还要以帕森斯为代表，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系统地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分析阐述，发展出了系统全面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在此之后，以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将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地引入到了传播问题的研究当中，尽管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想到这种研究日后竟然会成为“传播学”的奠基成果。

结构功能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引入到传播学当中，我们认为有三个相互影响的原因：一、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中成为一股普遍认可的浪潮，传播学建立之初就将结构功能主义奉为圭臬——这其中有偶然原因和必然原因。偶然原因是由于施拉姆在当时亟须为传播学架设看上去既稳固又能显得本学科功底扎实的“基石”，所以选择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当然是大势所趋；必然原因是20世纪社会学研究的总体走向，这与二战后美国社会发展中重视全面协调稳固的发展系统有关，结构功能主义基于一种系统而保守的社会改良态度，自然适合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二、一些直接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促成。这涉及在传播学初期的研究中，因为受到各种基金组织机构赞助而难免要符合这些组织的规范要求这一事实。最典型的就是拉斯韦尔的宣传功能研究：自1939年洛克菲勒传播研究班提出“大众传播”的概念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框架以来，美国传播学一直强调从大众传播的结构与社会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并将此变成了传播研究的专业意识形态。所谓的传播研究的“5W”功能主义模式，其实就是为大众传播研究精心设计的。三、在推崇实用主义哲学、强调实证方法的美国，自然主义世界观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侵袭到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因为接受实用主义哲学的折中主义、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总体上较为认同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有其客观结构与规律。在传播研究者那里则表现为，相信通过价值中立、定量、定性地进行分析传播组织能够掌握其对社会的功能价值并揭示其运行规律。(www.daowen.com)

这种早期传播学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成果固然丰硕，但也带来了学科框架在未来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1.在研究大众传播时，坚持一种将功能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归宿的研究态度。2.这样的研究态度默认了“存在即合理”这样一种逻辑，使得相关研究缺乏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性。3.因为强调传播研究的目的性，所以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就成为整个学科的重点，而这背后隐藏的资本的逻辑是——迎合与控制，并为权力组织或利益集团服务——尽管这是非常隐秘的（如各种民意测验中心、为资本主义企业营销服务的数据调研中心）。4.个体心灵层面的传播研究不论是过程还是结论都过于工具化，将个体的心灵交流问题变成群体数据测量问题。诸如“交流的无奈”这样的现代性传播中心议题在功能主义这儿就成了一个选择性忽视或被故意避而不谈的问题了。

结构功能主义的确很适合“说明”人类传播现象（尤其是在说明大众传播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方面），因此在大量功能分析的描述性研究成果下，对传播（交流）这一主观的人类行为的“解释”也就被遮蔽了。传播是一种“策略”，但绝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正是由于人类传播并不仅仅以协调功能为目的，人类的传播才有别于狼群的捕猎、猴群的打斗嬉闹。如果我们只是仅仅把传播视作一种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手段，那么就难免忽视更加本质的心灵沟通维度的意义。舒登森说：“‘文化’，即那一整套核心的符号、信仰，以及具有可辨认的模式的思维方式等，即使就其自身而言是连贯的、统一的，但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行动层面上的整合。”从更深远的角度看，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因为乃是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视域，其研究成果长久来看必然存在着一种文化维度的断裂：功能论或许能够解释阶段性的人类社会与行为，但绝不能解释历时性的人类文化与价值。